一九七三年初夏的一天，幼邻忽然告诉我一个消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请我们去见见面。我心中狐疑不定，怕有什么意外。

我们去到纽约市，面见代表团的几位官员。我以为共产党做官的该是很严肃的吧，谁知他们一个个笑嘻嘻地同我拉手，问好，问我在纽约习惯不，问我住在美国好不好。我不禁冲口而出：“有什么好！言语不通，我讲他不懂，他讲我不知，不是等于个聋子？”那几位官员尽笑。

当天他们请我吃饭，和我边谈笑边吃饭。一位年长的官员笑着问我想不想回中国，我说想是想，不过太远回不去。官员便说：“不要紧的，我们帮你想办法，只要你想回去，就一定能回去。”又问：“你家乡还有什么亲人可以同你住在一起的？”我说：“幼邻早年在美国读书，我一向和侄儿一家生活。一九六五年幼邻他父亲回国，到南宁参观，曾与我侄儿嘉球见过面。”他们问了侄儿姓名，记在本子上。

过不了几天，代表团电话通知，说是可以让我回中国去观光游览，定居不定居随便。只看老人家决定，共产党是来去自由。

这一通知，倒扰乱了我的心。想不到话讲出口，事情却认了真。回中国去，是件高兴的事，正所谓游子思归，倦鸟知还；何况我去国二十一年，的确也倦了。但是，又再与儿子相隔万里，这是难以忍受的。我觉得左右为难，倒是幼邻说：“这不要紧，我可以常常回去看你，只要母亲情愿。再说，人家都安排好了。”

不容我再多犹豫，代表团于九月间又来电话，约幼邻面谈。一切安排妥当，由幼邻送我回国。十月下旬动身，要我们作好准备。

既然事情已经决定，我的心也定了下来。虽则不愿与儿子分离，但眼看自己一天天老迈，儿子的事业还是来日方长，我不应再绊住他，要让他放开手脚去做事才好。何况，德邻临别赠言，言犹在耳。再说，这一年来，我确实乡愁日甚，觉得老死他乡也非所愿。

亲友们知我要回国，纷纷来为我送别。也有人议论：“回到中国，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一点我倒不怕，回去不称心，可以再出来，这是代表团亲口许下的。德邻回去后来信，主张我要不失时机，回去为好，更是不容置疑的。

亲友们有的又说：“中国生活苦得很，穿衣吃饭都凭票供应。”我说：“这怕什么，别人过得，我也过得。那时打军阀，后来打日本，多少艰苦我也经历过来。如果回去吃苦头，幼邻他爹绝不会来信主张我回去的。除非幼邻说以后不能回国看我，否则我是回去定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二人，在我国政府的妥善安排下，结束了漂泊异国的生活，从地球的西边又回到了地球的东边，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