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沉默地接受了，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３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远郊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公公和孩子们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她很少有工夫回家吃午饭，所以又常到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亲人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天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