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庆龄得知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受尽了皮肉之苦时，于是又登上了南京的列车看望邓演达。

孙夫人来看，使邓演达深受感动，他垂泪痛哭，并说：“夫人来看，我也死而无怨啦！”

就在宋庆龄离开牢狱之后，早有人把邓演达与宋庆龄秘密会见一事报到蒋介石处。蒋介石大怒，宋庆龄与邓演达的会见，又缩短了邓演达的生命时间。紧接着，蒋介石便下了处决的密令。

宋庆龄闻此消息，立即乘车去南京，找蒋介石质问，蒋介石道：“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听后勃然大怒：“你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说完，一抬手把茶几掀翻在地，蒋介石急急逃上楼去，宋庆龄愤然离南京返沪，含泪写出了《纪念邓演达》的文章，呼唤人民不畏强暴。

此时的宋庆龄深深知道，身为“国母”，她必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把这些被扣上各种可怕罪名的正直的爱国人士营救出来。想到自己的使命，一股浩然之气在宋庆龄胸中激荡奔突……她又开始在南京奔走，开始了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牛兰夫妇是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美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务是专门协助中国地下革命者的）等人的斗争。

宋庆龄在南京奔走呼号，游说鼓动。她提议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统一处理政治犯问题。不久，平地一声惊雷，以宋庆龄为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民保盟的成立宣言称：“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是无党派性的，决不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不论哪国人，一视同仁。宋庆龄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宣传民保盟的宗旨是，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主持正义，无党无派，一视同仁，这个极具号召力的宗旨使民保盟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顶着南京政府的高压，宋庆龄专门从瑞士请来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她一次次到监狱看望牛兰夫妇，公开发表声明对南京政府迫害政治犯的行为进行抗议并要求保释。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要对这两人判处死刑。由于宋庆龄救援活动的广泛影响，国民党当局并不敢执行死刑，又改为无期徒刑，二人被关进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直到抗战爆发后，牛兰夫妇才最终出狱。

在这期间，在宋庆龄的积极奔走、营救之下，很多革命党人都幸免于难。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蒋介石恨之入骨，欲下毒手，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引起自身的危机。但拖下去眼看民保盟运动声势愈大，又心有不甘。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的人中，选中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做第一个下手的对象，想起到“杀杨儆宋”的作用。

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逝世后，又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尤其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杏佛以其杰出的才干，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是同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的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杨杏佛连中数枪，壮烈牺牲，年仅40岁。司机也同时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