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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吗？

1947年9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

“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

“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

“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1947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

“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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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