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7年9月，我病了。我甚至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得病的。但那一年的那个时段让我感到不祥。因为就在10年前，几乎是同月的同一天，我曾有过同样的不安。当时我是因为病毒性肺炎住院，不过医生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在我的胸腔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据说有橄榄球那么大。经过活组织切片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我处于何杰金病晚期，这种病也叫淋巴肉芽肿，是一种癌症。

“癌症”这个词让我不寒而栗。我母亲就是7个月前因患脑瘤而去世的。可想而知，我害怕得不得了。而后我又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治疗方案——6~8个月的高密度化疗，外加3个月的放射性治疗。一切都让人极度沮丧。

我的肿瘤医生詹姆斯?萨尔威茨提醒我，“准备好受一年的罪吧，我不想骗你，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不过一年后，你就会好了。”

事实证明，他的两项估计都很准确。那一年的确太遭罪了，不过在一年的治疗结束后，我也好起来了。医生们从来不说癌症能够痊愈，不过对于我来说，感觉上好起来也就够了。

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复发。那一年给我留下的种种痛苦的记忆：恶心、激素导致的体重增加、情绪大起大落、脱发等等也仿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淡忘了。甚至淡忘到仿佛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但是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每个得过癌症，却又死里逃生的人都会做同样的噩梦：可恶的癌细胞又卷土重来，癌症再次复发了。正因为如此，10年之后的那一天，我又开始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我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虽然我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一段时间我开始头疼，背也疼，走路跌跌撞撞，甚至有时候还会绊倒，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妙，我的身体再一次“不对劲儿”了。

紧接着症状越来越明显，我开始觉得眼前总有一些黑点，而后经常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有时候干脆什么也看不到。糟糕的地方还不止这些，疾病明显影响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开始记不住事情，而且总觉得累。

后来情况更加恶化。虽然我的网球技术很差，根本给对手造不成威胁，但是却让我意识到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记得一次我和玛丽打网球，我甚至连球都跟不上。腿一点儿也不听使唤，就像是踩着高跷一样，根本没有平衡能力。玛丽大获全胜，可是，要知道，她的网球打得没我好。她是我惟一能战胜的网球对手。

于是那一天，等我们回到家，我告诉妻子：“亲爱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具体是哪儿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得找医生检查检查了。”

玛丽很了解我。如果我主动提出要去医院，这本身就是不祥的预兆，让人担忧。我这个人，生来就讨厌医生，讨厌去看病。这一点还请在医疗部门工作的读者谅解。我是说，我简直是烦透了医生。10年前的那次长达一年的与医生、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也没让我改变自己的这种偏见。

其实玛丽已经劝过我一段时间，有时候还很着急地让我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那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她有时也会自己给我以前的肿瘤科专家打电话，不过我从来都不配合。我不想再回医院，真的不想。我暗暗地希望这些症状会自动消失。但天不随人愿，它们非但没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身上的疼痛也越来越强烈，有时脊柱会突然感觉到剧烈的电击般的刺痛，疼得我甚至会跌倒在地。正是这种越来越剧烈的疼痛让我不得不同意去医院，见见我的肿瘤大夫，也是我的老朋友萨尔维兹博士。他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给我做了检查，又抽了很多血，我觉得这些血都够莱昂?切尼演10次血腥电影用了。他说要用这些血做进一步的化验。

然而让我想像不到的是，所有化验都做完之后，便没了下文。萨尔维兹博士告诉我：“不是癌症，不过还是有问题，但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科医生。当我得知不是癌症时，其实还是大大地松了口气的。因为我当时认为，只要不是癌症，其他的嘛，都是小儿科，没什么大碍。我至少又可以回去工作了，既然没得癌症，那就表明我不会死了。那么我的生活，还有我那份主持人及经济新闻主管的工作就还保得住。据我猜测，再去别的医生那儿就诊，其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神经紧张或者莱姆关节炎之类的小问题。这些病在我所居住的西新泽西地区是非常常见。因为那里树木繁茂，森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