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着头。

“ 爸爸好不好？”文欣问。

“ 好！”点点响亮地回答。

晚上我们夫妻躺在了床上，文欣向我依偎过来，温柔地用手在我的胸口画着圈。良久，她说：“ 谢谢你。”

我感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回国后一直压在我心底里的沉重的冰块似乎随着这串泪水有所松动了。我想，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2003年夏天，文欣经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文欣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点点高兴地直说“ 愿意、愿意”，尽管她还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诞生将会给她带来什么。虽然从那天后我对点点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却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看见她，我还是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不堪回首的过去。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心将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我的骨肉，我会加倍地疼爱他（她），而对点点，肯定会有所疏远。

这时的点点已经四岁了。虽然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有加温和太少的“ 父亲”使她一直很乖，也很懂事，但孩子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每当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就很难容忍，往往会暴跳如雷、不肯原谅。这样的情况下，文欣也不好偏袒孩子，她就会躲进房间里去哭。等风暴过后，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文欣。可我却无法控制。

当文欣说她可以重新怀孕时，我在高兴之后又忍不住担忧起来。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我很有可能将更无法忍受点点了。到那时，我们这个家又怎么办呢？我陷入了迷茫和痛苦之中。

这年的秋天，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一见到我，他吃惊地握住了我的手，说：“ 陈，你是怎么了，短短几年，你怎么变得精神这么不好？”

我摸摸自己的脸，苦笑一声。这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时，雅克里来了。他郑重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生病了，如果是那样，你一定要尽早检查。”

他看我的神情让我忍不住也站到镜子前仔细审视了自己片刻，和几年前在德国相比，我看上去的确苍老憔悴了很多，脸上的神情也大为改观，显得烦躁不安猥琐自私，再也没有了前些年快乐、安宁、落落大方的感觉。人都说面貌是性格决定的，这些年我的心态已经在脸上一览无余了。

其实这些不用他说，我自己也都知道。我的心病让我变得面目全非，但我却无力自拔，甚至影响到了我的事业。

面对雅克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之所以想对他说，一来他来自异邦，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不会在同事间造成是非。二来，在德国时，我和他关系就很不错，虽然他是我的老师，但他充满爱心，丝毫没有架子，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

望着他关爱的目光，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

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过了这么些年，重新回忆起那一幕，我仍然会忍不住悲愤和痛苦，也许是多年的压抑，我的泪水从一流出就再也无法制止了。

雅克里静静地听完我讲完了所有的过程，待我平静一些后，他说：“ 你有孩子的照片吗？”

我摇摇头。

他说：“ 在我回国之前，我希望你能安排我见她一面，我想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

说着，他把椅子拉近我，挨着我说：“ 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愿能帮助你减轻自己的痛苦。”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了家里的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诞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

这时，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她用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力气撞开了门，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

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街坊邻居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这个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甚至有人让她把孩子扔掉。艾娜不肯，她对他们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 孩子无罪”。她只会说这句话，因为她本来就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不停地有人整日整夜地向她家的窗口扔秽物，羞辱她，辱骂她，她那几个已经懂事了的孩子们也对她不理解，他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还伙同同伴向母亲扔石头。可是，艾娜始终把那个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孩子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是多么漂亮啊，你是个小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