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商的商馆都集中在广州沙面一带，他们包揽了清朝所有的对外贸易和关税事务。那时一条外商船只，哪怕只是印度来的商船，也要在海上走个把多月，如果是从欧洲开来的商船，则往往要走上一年。船只要维修，货物要买卖，船员要休整，还要准备返航的粮食、淡水、燃料等，于是外商要求在岸上有个商馆，作为落脚之地，但他们必须向十三行租房。这样，在十三行旁边又兴起了一片所谓的“十三夷馆”，专住洋人。在官员正式奏折中，常把外商称为“夷商”，以区别于中国的“洋商”，而在广州则称外商为“鬼子”或“番鬼”。当时有一位美国商人威廉?亨特，在广州住了几十年，成为一个中国通，他写了一部书叫《广州番鬼录》（TheFankwaeatCanton），详细记叙了在华外商的情况。那时，沙面一带各国洋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至今在广州，与人民南路相交的还有一条十三行路，就是当年“十三行街”的旧地。

但是，这些洋人来到中国，只能与十三行洋商交易，由十三行估价，由十三行定税，货物发卖给十三行，再由十三行转售给中国商人行销内地。洋人不许在广州自行租赁房屋，不许在市内自由行走，出门不得走出十三行街。而十三行洋商，在独占外贸之利而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封建专营制度的弊病也暴露无遗。道光二年（1822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十三行街两次大火，彻底衰落了，今天只余一条路名。

在广州，虽然有不少“夷船”跨海而来，但各国情况并不一致。瑞典、丹麦、法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因为海船要经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一年只有几艘商船到港；西班牙占领吕宋（菲律宾）后，吸引中国商船到马尼拉交易，以避免征税，所以西班牙商船也有限；葡萄牙则利用早已占领澳门的有利条件，并不常到广州。于是在广州的“番鬼”以英国和印度来的商人为最多。

在中英贸易初期，英国方面是由东印度公司经英国政府特许，垄断经营的。它们曾经在广州设立过公司内部的财务机构CantonTreasury，中国人称为“银库”或“番库”。它管理着公司内部的账务，还可以为各商船或船队调剂款项，甚至代办汇兑。

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产品猛增，国内已经无法容纳产业的发展，急需扩大海外商业活动，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就成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