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死劝活劝丫就是不听，老大私下跟我说:“ 我觉得这种事，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说不定已经有第二个人想要放弃了。”

听得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心想：老大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不想考了呢？

后来，老大一咬牙，对他说:“ 你要是不和我一块修塔去，我就真跟你蹿。只要你丫一找枪手，我就给你捅出去！”

老三说:“ 你丫犯得上跟我过不去嘛。”

“ 犯得上，我还说得出就做得到，你信不信？”

“ 信！我考不就完了吗。”

之后，只要他拿本英语书从我们面前一过，就会说:“ 兄弟码砖去了。”

我问老大:“ 你觉得有用吗？他这次要是没考呢！”

“ 再让他考，我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实在不行，我给他当枪手！都是兄弟，给他个8折！可他如果找别人，我就给他捅出去！”就这样，一分钟之前刚刚在我心中建立起来的他的光辉形象瞬间破碎，被我和着一口痰吐了出来。

考试成绩下来之后，我们5个居然全都过了。

这是什么？

这是实力！这是精神！这是团结！老大如是说。

为了将我们这种内在的团结一致表面化，考完试之后，我们哥儿5个决定统一一下服装。美名曰：舍服！

它不光得扎眼，还不能俗气。换个说法，我们宿舍内部是统一的，但对外的时候绝对得另类。其实这么做主要的原因是考完四级之后实在没别的可干了。长时间地紧绷一根弦，在一个半小时的考试之后,“ 嘣”的一声断得如此干脆，让我们自在了几天之后失去了方向，好似那支离了弦的箭失去了它的目标。

说回到衣服的问题上。在一箱啤酒，几只烤鸡，两盒 “ 红河”的帮助下，再加上一夜不眠不休的讨论，我们决定第二天喝两箱啤酒之后再重新讨论。

终于，第三天讨论出了三个英文字母：DIY。

老大从木樨园带回了5件纯白的T恤，我们先在每件衣服上用圆珠笔画上一个大大的勾，下面用英语写上adidas，再用楷书写上5个汉字———美特斯邦威。最后，老大教会了怎样用阿拉伯文写本拉登。

似乎是为了更加凸现我们几个的一致，四级证拿到之后没多久，《应用文写作》这门以汉语言为主的专业课考试我们全都不及格。不光是我们宿舍，全班也没几个过的。

说实话，我都不记得这学期开了这门课。

任课的教授对这样的现象只说了一句:“ 难道学好人家的语言真的比学好咱们自己的语言还重要吗？”

对此，我们表现得相当不屑。重要不重要你问学校去，我们说了不算数。因此，他说他的，我们谁也没回答他的问题。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反应，我们真他妈懦弱！当然，说自己懦弱不是因为觉得汉语重要了，而是后悔当时没有说出来。

要是这会儿他问的话，我就会很大声很无耻地告诉他: “ 英语当然重要了，不光关系到学位，还关系着工资的多少，尽管工作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可这是现实，我只能接受！如果有规定汉语要达到几级才有学位和工作什么的，你看看会有多少人背新华字典！”

马走羊来，又该过年了。去年的时候还是我们家和张雪他们家一起过的呢。估计今年只能是我们家三口人过了，也好，清静。

果不其然，张雪一家从腊月29开始就去她姥姥家了，听说要多住几天。

强子他们家则是回他奶奶家那边过的。

象征性地吃了几个饺子，没等到倒数的时候，我就在几个“ 歌唱家”自娱自乐似地表演中抱着个枕头睡到了大年初一。

吃了几口昨天晚上的剩饭，我打开了衣柜。中国人的传统，新年的第一天一般要穿新衣服。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把自己收拾得精神点。翻着翻着，看见了陈菲夏天给我买的那身佐丹奴，好像还没给她钱呢。要不就穿它吧，我脱去了毛衣，套上了T恤，褪去毛裤，换上了单层的休闲裤，然后一边打着喷嚏一边照着镜子。

打开手机的时候，收到好几条拜年的短信，和电话薄里的名字对了一遍，还剩祁宇没发。真不经念叨，一分钟之后，祁宇的短信就来了:“ 陈菲和她爸昨天晚上都喝大了，你猜我先照顾的谁？”这哪是拜年呀，

我回了一条:“ 我哪儿知道。”

“ 你猜！”

“ 猜不着！”

“ 使劲儿猜！”

“ 再废话，我骂你了！”

“ 冯绍涛，你敢骂我试试！”

我刚想发过去一句“ 操你大爷”的时候，开始怀疑那边的人到底是谁，不会是她吧。祁宇在我面前提到陈菲的时候，一般都是用“ 菲儿”这个称呼的。再说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不会无聊到大过年的和我用这种打情骂俏的方式聊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