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失败使蒋深受打击，可能由于神经衰弱，也可能是由于得了一种身心病——心理情感的原因而引起的身体上病症——他开始卧床不起了。他仍隐匿在上海，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长途跋涉赶来护理他，好让他恢复健康。

关于蒋介石的母亲对儿子那时过的生活是怎么想的，并无任何记载。

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者对蒋在上海期间的细节描写似乎太过分珍惜笔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蒋的朋友陈其美除了在革命方面是蒋的良师益友外，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蒋的“师友”。他时常光顾妓院，蒋介石也每次同往。

1912年，在一次晚宴上蒋介石与一位姑娘眉来眼去，这姑娘叫姚怡诚，是为一个名妓做下手的女仆，双方的目光都很炽热。不久她就成了他的情妇，蒋介石还将她带回老家。姚氏自己没有生育，蒋纬国被从日本带回来后，她就将他视为己生（蒋纬国是蒋介石在东京时期的私生子）。

尽管蒋介石经常被通牒缉拿，但他似乎颇有逃遁之术，总能躲过袁世凯巡警的追捕。当时他在上海混迹于下流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是由冷酷无情而又臭名昭著的青帮统治的天下，它是黑手党在中国的变种。他们控制着鸦片、妓院，敲诈勒索，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中，他们干着各种污七八糟和伤天害理的事，谁要和他们作对，他们想把他干掉就可以把他干掉。为了哥儿们义气、他们可以采取暴力。这是一支可能连警察都自叹莫如的有组织的势力。

如果说蒋介石是受到了上海黑帮势力的保护的话，那么他是用什么来予以报答的呢？当时他不名一文，也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当时和黑帮狼狈为奸，共享赃物，但他和黑帮一起，共同对付袁世凯的警察，倒是真的。他落难之时黑帮拔刀相助，也实有其事。尽管有时他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来打发生活，但当时他常常还是处于危险之中的。

在袁世凯看来，蒋介石和陈其美已是他的眼中钉，必须将他俩除掉。1916年春，蒋介石恰好又给袁世凯制造了个麻烦：他占领了位于长江南岸介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后来他的部下纷纷离去，只剩他孤身一人守着要塞。这一次蒋介石又遭到了失败，不过他再一次逃脱了。

此时陈其美已接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命蒋介石为其助手，这是耽于幻想的孙博士所实行的试图集中党的组织机构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如过去一样，经费还是少得可怜。

一天，有个人向陈其美提出要向革命组织献款，陈动了心。其实他应该谨慎一点，因为提出献款的人实际是一个身为国民党员而替袁世凯办事的特务。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前往预定的交款地点时，在途中被枪杀了。

陈其美的死使蒋介石深感悲痛，在为他这唯一的亲密朋友作的悼词中，蒋介石失声恸哭道：“悲哉！从今后像他那样知我爱我之人，何处可寻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既有情感的凄楚，又带有现实的悲衰。他昂首问苍天，陈的事业谁来继承？接替他的会不会是一位与自己有隙的人呢？

随着陈其美的死，蒋介石在领导层中的地位提高了，他成为孙博士的亲信。陈被刺不到三个星期，世人憎恶的袁世凯也在潦倒之中一命呜呼。

他的帝制复辟的梦想被带进了坟墓。

这时的蒋介石已29岁，性格已完全成熟了，在此值得多说几句，溪口的这个“顽皮小子”已成为一个好冲动和冒险的大人了。他勇敢得可以说到了莽撞的程度，他常常去冒些异常可怕的生命危险，但每次都安然无恙。

他为人严肃，结友不多，但对他们都很忠诚。无论从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孔教徒，就连后来他皈依基督教这个事实也没影响他一点。他的政治观是现代和保守思想的混合。

他认为，除非儒家的道德得到保存或恢复，否则实现现代化将毫无意义。

他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他的谦逊由来已久，绝不是装模作样作出来的，他终生反对别人过分赞扬自己，而且还不愿和他人开口谈论自己。

然而，对有助于他的统治且毋庸置疑已在他的追随者中传布开来的对他的崇拜，他却并不采取行动加以阻上。伴随着言行举止的谦逊，他养成了一种极端的自矜之情，虽然他并没想到自己的志向和行为会有什么错，也没想到这些志向和抱负竟会与中国最大的利益背道而驰，以至于最后一切致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一场终身的耻辱。

他的领袖天赋是无可非议的，但良好的判断并不能说明一切，他对军事和战略的分析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无道理，但他对政治的领悟还远远不够，他主要是从军事上来理解权力，而一旦他靠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忠诚来行使权力时，他就将自己的那种对政治的理解如实地、毫不掩饰地付诸行动。最后，他也就无法理解权力赖以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他最终失败的原因盖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