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月７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１９０８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①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得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６款，时间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①据统计，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１８人。其中军事顾问１３人，私人顾问３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１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