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中国好些经济学家想与您交换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莫迪利阿尼：

通胀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很难理解。如同中国，意大利也是如此。人们只看到名义利率，而不能发现其后真正的储蓄率。在意大利，比方说，当人们看到利率从15％降到5％时，真实利率没有改变，但人们将不再储蓄，因为感到利息率降低了。他们没有明白原来的高利率是由于通胀的存在。我要指出的是，这不仅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资本市场上被认为是理智的法人也是如此。所以，通胀会导致公司价值的低估，因为人们往往根据名义利率而非真实利率进行资本化。

记者：

这是否可测量呢?

莫迪利阿尼：

是的。我确实发现，通胀会减低与储蓄有关的指标。你知道，我们以财产的变动衡量储蓄，或者说，储蓄是财产的增长。储蓄这一相关的衡量指标随通胀增加而下降，这就是通胀的后果之一，这是破坏性的。所以，我总是告诫政府的有关部门，慎用通胀手段。因为，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地，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因为随着通胀上升，真实利率将下降，在中国，现在已达到20％，而利息率才10％左右，所以，真实利率呈现负值，这样，一旦人们发现储蓄使他们受损时，便将不再储蓄。我的意思是，人们将不再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储蓄，定期存款对政府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资金来源；人们可能去买汽车，买耐用消费品，或做其他各种事情，但人们将不愿储蓄，这是很自然的。

记者：

这样，一般而言，您会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呢?

莫迪利阿尼：

对此，我认为。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因为这将对储蓄产生消极影响，而它能否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仍存有很多疑问。这里你必须对这个问题很小心，即并非通胀推进投资。事实上，是当你开始想要抑制通胀时，才会给投资带来抑制作用，因为，当你开始努力遏制通胀时，必将减慢发行货币，其直接后果是利息率上升，这将削弱投资。所以，在阻止通胀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紧缩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采用通胀促增长，可能眼前你能得到短期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时候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并且，通胀越厉害，将来的收缩也就越严重。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是短视的。说到中国，我最近去过一次中国，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有的通胀源于银行，即中央银行对其地方的分支机构缺乏有力的控制。如果我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我绝不会容忍那样，我允许金融机构吸收和利用存款，但将通过法律控制它。

记者：

有好些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通胀是非货币性的，您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非货币通胀?

莫迪利阿尼：

毫无疑问，是的。任何推动成本增长的因素都可能导致非货币性的通胀，比如石油，又好比工资，在德国，就存在工资引起的通胀。如果工人们想得到收入中的更大份额，就会推动工资上涨。雇主们决定真实工资，而工人（工会）只能决定名义工资。这样就产生了通胀：因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雇主便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上升的工资成本，于是引发了通胀。如果有相应的货币增加，物价将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因此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增长，于是他们将再次要求提高名义工资，那又将导致更高的物价。这样循环往复，通胀将不断加剧。但是，如果没有足够货币支持，通胀将逐渐减弱消除。可能会有高利率，投资减少及低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工资不再上升，价格也不再上涨。

记者：

所以，您是说货币政策可以用来控制消除非货币的通胀?

莫迪利阿尼：

不错，在德国，当由某处成本推动因素引起了货币性通胀，雇主，即企业很可能会试图抬高价格，由此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这样，我们有了三种通胀，即通胀可源自工资推动、公司涨价推动以及外部成本推动。人们总是想要维持工资水平，若人们的生活因为价格上涨而变得贫穷了，虽然表面上他的工资是增加的，人们也感到这要比工资减少好接受些。所以，这形成了一种追逐价格的状态，并加剧了通胀。

记者：

西南财大曾康霖说，您在《最适货币量论文集》中曾提出人口与货币需求的关系。他想了解：中国有12亿人，人口对货币需求有何影响?

弗里德曼：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它们的关系。依我看，你不能就人口问题讨论人口问题。我们假设有两个区域，其中一个的人口双倍于另一个。这双倍于另一个的区域会有什么问题吗?单从人口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是“都市化”使得人口集中，而在美国，这样的变化使得对资金要求的顺序也产生了变化，通常来说，如果排除其他的考虑，双倍增加了人口的地区需要双倍的资金。请记住，谈到需要更多的资金是一个非常难说清的问题。资金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方面它是“纸张”而已，另一方面它体现了“购买力”。当我们要说“对资金的需求双倍增加”时，我们是在指真正具有同等购买力的资金的双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