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合理预期学说是有一点有限的用途的。我相信其大部分内容只是一种夸大，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很详细地谈），但它是有意义的。它预期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将发生的事会在一两年里发生。我认为其中的许多事可能在三十年后发生。比如说，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印更多的钞票，那么，我想这在三十年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必然导致高价格水平，而不是高的生产水平。但三十个月不是三十年，他们若试图这样影响联邦储备政策，将导致错误的结果。事实上，联邦储备局的学术顾问通常由12个主流学派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一两个货币主义学派的学者以及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组成。但这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从来不会是同一个人。通常，货币主义者总是同一个派别，主张同样的东西。但新古典主义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其领导者，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一位，是卢卡斯。他可能某一天会得诺贝尔奖，但他太聪明了，他从来不对联邦储备局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他总是说一些抽象的东西。

记者：

各个学派的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真的对长期目标有效吗？哪个更好?

萨缪尔森：

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始于凯恩斯革命，并随着经济不断地回到高就业而修正。你可以这样地概括：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从而增加支出，或者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而扩张。这两种政策可以取得同样的后果。但两者结合比分别使用收效更大。有时，我们需要一个政策宽松膨胀而另一个政策紧缩。例如，托宾和我主张松动的货币政策和紧张的财政政策，因为，这可使社会就业增加，促使资源形成资本，并可减少目前的消费。所以，尽管我们都是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反对罗纳德·里根的政策，它给美国带来了永久性的赤字。你看，他使用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联邦储备局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于是导致高利率，资本形成的障碍也较高。

记者：

两种政策结合作用，比如松的货币、紧的财政，同时使用会否互相抵消呢?

萨缪尔森：

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政策的作用只是改变了资本形成和当时消费的微观组成。但是这些政策并不一定会改变通胀的程度或失业水平。这只是资源的转移而已。两种政策看似分离，但我的判断是它们并不是分离的。弗里德曼对历史上的货币政策曾经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工作，建立了货币需求的方程式并证明应引入货币增长的固定规则。政策背离的实质是因为我们采用的这种市场机制。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非常高的充分就业，那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产生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滞胀这一新的病症，就是在高失业率的同时发生高通胀率。道理上，我们懂得如何对付停滞和通胀。为了对付停滞，我们可以采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了对付通胀，我们可以采用紧缩的政策。但对于滞胀的新病，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为了治愈停滞所采用的政策往往会加剧通胀，所以我们仍没有很好的药方对付这种滞胀病。欧洲，照我的看法，对这问题处理得不太好。他们的失业率很高，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因为他们要控制住通胀。我们美国的情况是取得两者的妥协，两样都有一点，即美国有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和3％～5％的通胀率。然而，70年代石油紧缩改变了大学里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能源价格涨了五倍，农业欠收，所以一个激进的经济学家说我们遇到了滞胀。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公众都反对经济学家，我们自己也反对自己。我们试图采用一些新的方法，但在80年代，没有发生石油紧缩。你是教经济学的，你也教IS - LM曲线？但是，在80年代，旧的分析工具，如IS - LM曲线不再有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公式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今天所使用的LM曲线，与我1954年时使用的不同，因为财富的影响现在要大得多。但对于一般的分析，仍然是大致相同的。我分析人们储蓄的量不是基于其货币收入，像我过去曾做的那样，凯恩斯也曾经那样做，现在我的分析是基于财富的收入。莫迪利阿尼也是个后凯恩斯主义者。他这样解释储蓄，当我们年轻时，我们工作，而等我老了，便退休了，所以，我们年轻时就为将来储蓄。你们和他已谈过了，好。所以，我的观点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宏观的或微观的，应该保持一种动态的转换，转换其观念或改变其注重点。但在医药上，有的1905年时使用的规则今天可能仍然很好地适用，但经济学上这样的情况要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