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是的。这个与知识有关的问题让我可以直接问你我的第三个问题了。你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社会学和人类学，根据你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广博知识，你……我注意到在你晚近发表的文章里你确实表现出对经济学以外的问题的强烈兴趣。

索洛：

是的。我收到你的信以后，对你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很感兴趣，你那个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你提到我非常年轻时曾经是珀森斯的学生（所以我的思想体系或许会受到他的功能主义立场的影响）。

我意识到……我不觉得帕森斯在他所谓的“社会系统”上的研究或兴趣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我当学生时，我也经常怀疑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我觉得那些概念不是很严谨。当他向我们描述社会系统，描述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等，我从来无法搞清楚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能够中止而另一些东西可以开始……（汪注：黑格尔说，缺乏规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我觉得，帕森斯所讲的东西里面非常好，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当时我选修他的一门课，他正在讲授专家们的社会行为，他讲述法学专家们，医学专家们，以及学术专家们如何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行为，他同时也讲授企业组织的社会学。我从那些课程当中学到的东西是：人们的动机，人们各种行为的动机，那是高度复杂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动机，驱使和统治着人们在日常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行为。动机不是心理学的，动机是社会学的。经常我们听到人们讨论经济学假设，总是将人类行为描述为似乎出于心理学因素导致的问题，好像人的大脑或心智是否理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误解。人们如何行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人们通常的行为是在社会里的行为，是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行为。正如帕森斯强调的那样。人们加入某个专业协会，受到专业协会制定的规范的限制，逐渐接受并将这些规范内化成自动的行为。所以我认为生意人在商场里怎样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心理学无关，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在生意场里的地位和作用有关，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职能以及与该职能相关的规则在行为，这职能是由社会规定好了的。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经理的行为，或医生的行为，或律师的行为时，很重要的是了解社会为这些角色限定了什么样的规则和规范。

这使得我在经济学里……首先，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通常经济学关于自利的人和理性的人的那套说法。因为我认为在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里，生意人就应当去追逐利润，那是他，作为生意人的社会角色的理性的体现。当一位银行家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被假定会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慈祥。而当他来到办公室里与你讨论贷款的时候，你绝不应当指望他会对你仁慈，因为那不是社会为他在办公室里规定的角色。所以我对标准的经济学假设比较满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对经济学的这些标准假设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把这些假设推的太远了，倾向于将这些假设从它们原本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广到那些它们很不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里，在我和洪（汪注：指剑桥教授 Frank Hahn，索洛与洪教授在1995年发表了他们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批评，见我的问题一）的那本书里，我们对这种将标准假设推广到劳动力市场里的倾向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社会所认可的，规范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行为的那些准则，看上去与通常的市场，例如银行家的行为相当不同。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倾向是把“劳动”当做一项普通的商品来处理。在某些方面，它是的。但在其他的方面，劳动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商品。

这样，我从社会学里学到的东西是，我理解了，当我们从经济的一些部分转到经济的另一些部分时，随着当时当地社会秩序的不同，人们的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会有所不同。

汪丁丁：

你的看法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应当提出来。那就是，我读你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你特别区分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汪注：在1990年以来的新增长理论文献里，这两者是不加区分的，因为1990年《政治经济杂志》“新发展理论”专号已经将经济发展看做是人力资本，技术知识，与有关社会制度的知识的变迁视为新增长模型能够处理的因素了）……

索洛：

是的，我强调了这二者的不同。

汪丁丁：

你说你将只处理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以及人们对各种社会制度的态度。你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这给我印象很深，作为一位MIT经济学家，你对制度问题的重视，这使你非常不同于中国人眼里的MIT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传统上并不对制度这类问题有什么兴趣……

索洛：

这有些……我觉得，你刚才指出的那种（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在MIT经济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看法。我觉得人们很容易从MIT学派——如果有这么个学派的话——较早推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及其严格的表述方式，就推论MIT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很显然，是萨缪尔森自己在形式化方面做了主要的工作。不过，仅仅因为这群经济学家做了严格的技术分析和使用数学工具，你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MIT经济学家们会以一种所谓“机械”的眼光来对待经济理论。有许多MIT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很明显地追随着MIT的（形式化）风格，但他们同时也承认社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例如，如果你读彼得·戴尔蒙德（汪注：Peter Diamond，被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是“天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