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密歇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至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至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歇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歇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歇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歇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歇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做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①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②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③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④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