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账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借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Ⅱ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 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正是冲着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对经济体系的运作或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强势有不同的主张；相反地，两者之间基本上有哲学及政治观点的差异。

货币论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做好“权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愿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来运用“权衡”的工具。由于货币主管当局愚蠢又不诚实，所以在决定货币供给的适当扩张数量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权衡力量。相反地，应该代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则。他们信任电脑算出来的三个百分点，但却不肯让联邦储备的主席及理事会在情势需要时，去更动上述的数字。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指出这正是货币论者和非货币论者之间惟一的重大差别。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个固定的法则并不足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该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达成稳定。最后，我也表示，稳定政策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项议题后来又曾再度出现，稍后我会再做报告。

租税减免的效果

在这段期间，我对生命周期假说做了进一步的扩充。其中一项特别有趣的应用，是有关暂时性租税减免的效果研究。过去政府曾数度降低或调高税率，但同时宣布原有税率将在一两年后恢复使用，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暂时性租税减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这样的租税减免对消费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样的租税减免只是短期现象，因此对一生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