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了解，我个人的研究出版记录，可能被解读为是一个讲究方法论、重视规范性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其目的一直是以更具哲学性的观点来支持个人自由。但是主观地回想起来，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似乎从未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是混淆的地方，对经济学者、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看法的疏漏之处，也设法研究清楚。如果说这些努力有什么自觉的动机，那就是纯粹享受创造思想观念，以及将现实反映于最后的手稿所带来的乐趣。我对规范性事务缺乏兴趣，可由草稿到了最后定稿后，我就不再有兴趣理睬看出来——我有时对出版商的选择、书籍的推广活动、乃至稿费或版税收入或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可说是毫不关心。

我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比较接近于在画布或石头上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只有在他们的发现能独立存在而不会受自己研究行为的影响时，才会接受自己的发现。我也决不与传教士同列，因为他们所写所言，只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说服别人接受他预先设定的那套价值标准。

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奈特又再一次是我的典范，他对庇古的社会成本提出的著名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借着财产权的介绍，奈特从一个全新的观点来看庇古的整体分析，而这个过程的确创造出新的东西。我总希望自己在公债、机会成本、指定用途税、俱乐部、一般政治学乃至立宪规则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在观点的转移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在我这方面的努力，经常力求简化并带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特点，说穿了就是因为我只能从自由主义的窗口来看这个世界。

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这位画家并不是有意选择画红色的国画，然后再去购买红色的颜料。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来做他能够做以及必须做的事，同时在整个做画过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创作之乐。借着这位画家的创作，其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从而也给画家带来一些收入——这种善意的结果，让这位画家以为他的自传式的文章取名为《胜过耕田》。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8年10月13日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 （Robert 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