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这一年，他废除了连坐法。根据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汉初的律令沿用这条秦国法律，汉文帝一上台，便下诏令，废除此令，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并对司法官员说：“如今犯法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判刑或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员回答说：“法令是为杜绝人们做坏事，连坐法是为了约束犯罪，使他们心有牵挂。这种做法沿习已久，还是不要改变的好。”汉文帝语重心长地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民众忠厚，量刑适当则百姓心服。官吏的责任是管理民众并引导他们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要以不公正的法律来惩戒，岂不是害了他们，又迫使他们暴力抗争。如此一来，怎么杜绝犯罪行为呢？”

汉文帝力排众议，废除连坐法，确可见其非凡的人道主义胸襟。

仁政一直贯穿于汉文帝的政治生涯，从上台开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时代，汉文帝在历代帝王中，其道德修养及其宽厚的政治主张是罕见的。这当然也得力于时代的因素，经历汉数十年激烈的政治动荡，国家开始走入正轨，社会秩序晏然，这也给汉文帝施展仁政创造了空间。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汉文帝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认为法律中设诽谤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员们不敢斗胆直言，这就会使上级只听到拍马屁的话，却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官吏们在执法过程中，会滥用这种权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汉文帝不以言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消除了百姓祸从口出的恐惧感。

作一帝国专制者，他的法制思想不可避免有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来看。

有一回，汉文帝出行，到了渭水桥时，皇帝的御车在桥上行驶，桥底下没有戒严，有一个家伙在桥下走，被卫兵发现了，以为是刺客，卫队出现一些慌乱，导致汉文帝御车上的马匹受惊乱跑，把车上的汉文帝吓出一身冷汗。他非常生气，派卫兵马上把桥下这个倒霉的家伙抓起来，移交廷尉处置。

廷尉张释之，是个忠正耿直的人，他认为这个行人只是无意之失，按照法律，处予罚款的判决。这下子可把汉文帝气坏了，惊吓皇帝的坐骑，万一出现意外，那可是谋杀罪行，怎么张释之就判得这么轻呢？汉文帝怒气冲冲地找来张释之，责备他说：“这个人惊着了我的马，幸好这匹马性情柔和，要是换成其他马匹，我早就受伤了。廷尉你倒是轻松，才判罚款了事。”

张释之并不慌乱，他不急不徐地回答说：“法律是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明明法律条文这样规定，现在却要因为个人原因加重判罚，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众。如果事发时，陛下派人直截了当地杀了他，那我也没话说，不过现在这事已经交由廷尉来审理。廷尉，乃是国家的一把天平，天平一旦有所倾斜，国家法律尺度的宽松就没有准则，如此一来，老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希望陛下详察。”

汉文帝沉思良久，最后抬起头来说：“廷尉你做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