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芳讶然，“我表叔?”

和妹妹把郝景波送进去，尹芙蓉虚脱一般瘫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锦荷敬畏地仰视着姐姐的满目沧桑与憔悴，时至今日她才知道姐姐是个多么能干的人，挣了那么多钱自己不吃不喝，敢情是给姐夫治病的。

“有件事儿我一直百思不解，”尹锦荷窥视着姐姐的脸色，“姐姐刚来的时候情况是不太好，可凭哪一条都不至于下嫁一个没工作没本事的残疾人吧。”

沉默良久，尹芙蓉长叹一息，对妹妹喃喃讲述起往事——

10年前，走投无路的尹芙蓉凭借模糊的记忆摸到省城第一棉纺厂找到了姨妈，这几乎是她惟一的去处了。听完外甥女让人心碎的故事，姨妈倒没说什么，下班领她回家。姨妈家在棚户区柳条巷，清一色参差不齐高高低低的平房。那天在柳条巷口，她们碰见了在那儿摆修鞋摊儿的郝景波。

尹芙蓉看到的是一张清清爽爽的面孔，也注意到修鞋匠站起时闪了一下身子，料到他大概腿有毛病。

修鞋匠介绍自己叫郝景波，修鞋的，别的本事没有，以后鞋子坏了只管拿来。

尹芙蓉至今记得当时她没言语，只低头听来着。

姨妈家只有姨妈和姨父孙长胜，表哥作为知青在黑龙江插队。足不出户熬过等待的半个月，一直带着异乎寻常热情为之找工作的姨父在一个下雨天把她领到了工地上。

“多大了?”问话的是一个打着扑克的中年人，蚕眉豹眼，络腮胡子。由于下雨，工地上没人干活，都躲在工棚里。

“以前都干过什么?”不等对方回答，络腮胡子告诉她：既然没技术，只能干小工，日工资一块八毛五，按天跑。

后来知道，络腮胡子叫王忠诚，工地上的头儿。

当天晚上，姨父喝着酒一个劲儿说将来你得谢谢我，好好谢谢我。他的眼睛很亮，亮到尹芙蓉一眼认出来，那是男人的眼光而不是姨父式的。

尹芙蓉最初的工作是钢筋工，把圆盘钢筋拉直，切割后用弯管机弯成需要的形状，最后用细铁丝按规格捆扎起来。活儿看似简单，也不累，实际上强度很大，每天都得蹲着、撅着。开始的时候尹芙蓉不熟练，做得很辛苦，手被扎出血、磨出泡是常事，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忍耐、坚持，为了活下去。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柳条巷拐角处的修鞋摊，便屡屡接受小鞋匠灿烂的问候，天长日久下来，尹芙蓉虽未曾开口，还以微笑倒是自然而然了。但下班的时候却没了这一待遇，因为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要在工地干十几个小时，曲里拐弯的柳条巷总是比夜色还黑。每天的这一时刻恰是尹芙蓉最困难的时段，身心疲惫不说，还要穿过上百米长的小巷，提心吊胆的惊恐程度并不逊于穿过坟地，碰上坏人的担心是她每天胆战心惊摸过漆黑柳条巷的必修课。

忽一日，眼前豁然明亮起来：巷内最黑的一段靠墙挂着电灯，在夜风里摇曳着。尹芙蓉惊喜地数下去，一共有5盏，一直到有人家的地方。灯泡虽不是大功率的，却足以照亮脚下，驱散夜行者内心的恐惧了。

从此尹芙蓉下班走柳条巷再没害怕过，直到有一天发现电线是从郝家拉出来的。她曾很紧张，他是为我点灯吗?几天过后她就平静了，惟一的变化是每天对修鞋匠发出的微笑不仅仅是客气，还有感激。慢慢地从姨妈嘴里了解到，郝景波自幼患小儿麻痹，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房产被没收。落实政策时他什么要求没提，包括安排工作，只拿回了父母的遗物，自食其力摆起修鞋摊。这让尹芙蓉觉得，他简直是人群中的一个异类，是带着些许敬佩心情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