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于1932年6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12月18日来到了游击队。12月22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

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决定在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属铜川市）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部队开赴照金后，很快就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祥任总指挥。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东起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4月下旬，敌人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面对强敌，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

然而，形势的好转却使杜衡的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强令红二团乘胜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结果，部队在南下抵达蓝田张家坪时，遭遇强敌伏击。指战员虽经血战，但仅有不足百人得以突围。

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打散了。

杜衡是在红二团南下不久只身一人返回西安陕西省委驻地的。他回西安后，即在福盛楼被捕并叛变。而高岗则是在福盛楼逃脱后按照与贾拓夫的商定，直奔照金苏区。

本来按照贾拓夫与高岗的商定，也是中共陕西省委以前就做好的安排，高岗是到位于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工作。但王泰吉骑兵团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后，在三原辘轳把村被敌人打散，余部已经退到了照金，所以，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就直接来到了照金。

高岗于8月初到达照金地区时，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

红二团南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同时建立了新的渭北游击队。7月21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也乘势建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王泰吉率领余部300余人，于8月初进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也于此时来到这里。然而，几支革命力量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又纠集了九个团的兵力向渭北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渭北根据地也被敌人所占领。

在此关键时期，高岗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代表，与陕甘边特委一道，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对重建红二十六军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就在照金，汇集到照金的革命武装主要有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几支游击队，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陕西省委的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秦武山，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以及其他几名军队干部。

陈家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虽然这次会议不可能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但我们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这次通宵达旦的会议是如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正确的路线。

1983年4月，参加了陈家坡会议的习仲勋回忆说：

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召开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为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当时陈家坡会议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是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反对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主张把红四团带回渭北，不承认高岗为省委代表；一种是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持扩大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会议终于以后一种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并拟定了有战略意义的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创立计划。所以，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1988年3月，同样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说：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李妙斋、杨森、高岗、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伯栋、陈子鼎，还有几个连队指导员、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上，讨论了三支革命武装会合照金苏区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三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能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围绕这两种意见，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绝大多数赞成第一种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同时，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会议。实践证明，它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与会者秦武山也在1983年回忆说：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在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子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部的人选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问题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通过上述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会议时间长、争论激烈，但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高岗是代表陕西省委参加并主持这次会议的。在这次对重建红二十六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并基本上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他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