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对专有名词。

这一对相辅相成的名词使用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指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进攻；反“围剿”，则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进行的战斗。

“围剿”与反“围剿”发生的空间并非是一块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已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极其艰难、险恶、前途未卜的长征。

西北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不同，总共经历了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才刚刚打响。

1935年初，蒋介石在取得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在继续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开始把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重点转到了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

1月，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而且部分游击队员拿的是大刀长矛，既缺乏军事训练，又缺少战斗经验。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军压境，情况危急。

然而，身经百战的刘志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意见，确定了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却在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为了保证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刘志丹还亲自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少先队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5月3日，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在安定玉家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作战行动。

高岗从谢子长逝世后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到就任前敌指挥部政委，又一次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就客观而言，高岗与刘志丹这位才干突出、情操高尚的优秀共产党人共同战斗，必定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增长才干。高岗在后来成为“西北王”后，虽然很少提及另一位西北根据地的创立者谢子长，但他对刘志丹还是钦佩有加的。1943年3月，在纪念刘志丹逝世七周年时，高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虽然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高岗在“推刘压谢抬高自己”，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高岗确实与刘志丹相识较早，共事较深。高岗后来能为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与刘志丹对他的影响和两人曾经同甘共苦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

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31日的南沟岔战斗开始，到同年8月21日的定仙墕战斗结束，历时近8个月，消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西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关于刘志丹与西北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连战连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的史实，在有关的著述中已多有描述，本书不加赘述。虽然这些讲述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文章和书籍都只讲总指挥刘志丹，不提政委高岗，但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高岗与刘志丹一直共同指挥战斗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尚未散尽，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又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共十万多人马，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兵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围剿”。

8月21日的定仙墕战斗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先例，是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标志性战斗。定仙墕战斗后，8月25日，刘志丹、高岗率领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延川县的文安驿，在8月27日召开了目前少有论及的前总文安驿会议，并在会议后进行了至今也争议颇多的横山战斗。

在西北红军主力到达文安驿之前，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在延川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由于在前线作战的刘志丹、高岗等委员们无法参加会议，因此，部队到达文安驿后，刘志丹、高岗便派红二十七军一团政委张达志去永坪镇，请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来文安驿传达永坪镇会议精神。

朱理治是1935年7月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代表来到延川县永坪镇的。不久，上海中央局又派聂洪钧到陕北，并由朱理治、聂洪钧等组成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团，由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党的活动。

8月26日，朱理治与郭洪涛来到了文安驿，第二天，便召开了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即文安驿会议。

关于文安驿会议的情况，去请朱理治和郭洪涛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达志后来回忆说：

朱理治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西北形势和红军的任务。他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求陕北红军先在南面打下延安县城，北面打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县城，并且批评陕北红军过去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九期。

虽然在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对朱理治提出的红军下一步作战计划表示怀疑，但由于朱理治坚持己见，而西北代表团又是党中央派驻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因此，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上级领导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要首先攻打瓦窑堡或清涧县城。

9月3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团以上的指挥人员，来到瓦窑堡郊外查勘地形，了解情况。

一行人爬上瓦窑堡近郊的黑山梁，不用借助望远镜，就可见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沟壑纵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敌人在墙外布满了梅花陷坑，每个梅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金属刺，而且全部梅花陷坑都在碉堡的交叉火力控制之下。面对着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志丹、高岗以及各团指挥员一致认为，如果强攻瓦窑堡，纯粹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项任务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

瓦窑堡无法攻破，清涧县城的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坚固，地形更险要，更没有强攻的可能。怎么办？不攻城拔寨，违背上级领导的命令；勉强硬攻，则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正当指挥员们议论纷纷时，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提出了一个既不打瓦窑堡也不打清涧县、但又不违抗命令消极怠工的良策：改打敌人防守薄弱的横山县。

这个曹动之，就是当年与高岗一起发动““一高”学潮”，又同时被校方开除，转入榆林中学的高岗同乡。高岗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后，热情追求新思潮的曹动之因在榆林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而被开除，回到了横山县。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后来他奉命打入军阀部队搞兵运，并于1934年率部参加了红二十七军。

曹动之对于自己生长的横山县十分熟悉，他向刘志丹、高岗介绍说，虽然横山县城险要，但工事简略，只有国民党军一个骑兵三营驻守，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便可一举攻破。

与曹动之经历相同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高岗，自然对横山县城也很熟悉。他在曹动之介绍完情况后，首先表示同意改打横山县城，认为曹动之的意见很有道理，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总指挥刘志丹见没有异议，便立即作出决定：放弃攻打瓦窑堡和清涧县，奔袭横山县城。

9月9日，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在曹动之的带引下，来到了卧牛城根据地。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于11日拂晓赶到了横山城下。

凌晨，攻城战斗打响。

关于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担任主攻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于1983年11月10日做了如下回忆：

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第一次奔袭横山县城，是于1935年8月27日文安驿会议后，在卧牛城一带做的战斗准备。其中参战的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其中参战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团长是我，政委是张达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红一团是主攻，位于横山城的北面，约有八九百人。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断了，所以使梯子显得短了，经几次攀登后，被敌人发觉，后采取强攻，还是没有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最后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其中我团三连连长和通讯员也都牺牲了。所以下午前敌总指挥命令我军撤退了。

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做了回忆。

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

由于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高低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说有一处很低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致使我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我军只好实行强攻，一直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我军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30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据此就像有些回忆材料那样，把打横山失利的责任推到高岗的头上，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打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的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十分支持，他们纷纷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所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很可惜，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