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山大捷后，东北军的骄横气焰遭受重挫，瓦窑堡守敌弃城而逃，红十五军团乘胜拔除了瓦窑堡周围的全部敌据点，根据地的首府也迁到了瓦窑堡。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对东北军一○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守卫的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等官兵1800多名。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西北剿总”急忙调整部署，调集重兵，组织新的进攻。

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刻，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肃反”事件？虽然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但具体负责这场“肃反”的朱理治还是最有发言权。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往事回忆》中对当年的这场“肃反”事件的缘由做了详细的叙述：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第449页。

仅凭“听说”、“感到”就开始的“肃反”，远非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早在劳山战役之前的9月21日，刚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就发出指示，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残酷捕杀自己人的“肃反”。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在内的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根据地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好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这场革命队伍内部的“肃反”中惨遭杀害。

高岗与刘志丹都是在劳山战役后从前线被骗回瓦窑堡，然后被捕入狱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入狱后的有关材料，但我们从赵启民的回忆中可见他们被捕后的遭遇。

1981年10月1日，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写了一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回忆文章。文章写道：

我是在杨森同志离开后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被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杨森是七十八师师长，已先被捕）。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年10月1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肃反”是“左”倾错误在根据地表现的极端。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黑白颠倒，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它的残酷则在于不但不允许蒙冤者辩解，而且也不给你“改过”的机会，直接挥刀将你杀掉；它的悲哀则源于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伟业。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恰好于“左”倾错误者已经举起了屠刀的危急时刻来到了陕北；如果历史与人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中央红军虽然到了陕北但却没有及时听到“肃反”的噩讯；如果毛泽东虽然听到了“肃反”的消息但稍一犹豫，未果断下令“刀下留人”；如果……那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后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军将领，就将与那200多个被错杀的冤魂一样，弃尸荒野，了无踪迹。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马文瑞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开了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玩笑”：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这个苏区，对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关于西北根据地发生的这次“肃反”，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曾经作出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虽然后人对这份党内秘密文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终究是1942年时的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审查结论，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因此，本书将这份文件中说明“肃反”情况及表明中央对“肃反”态度的部分照录如下：

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预定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后果），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1935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地处理张翰(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在）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但是，中央虽然对此事件作出了决定，可人们的认识分歧并未完结。对西北党的历史以及中央的这份决定，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争论仍然很大。

因此，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础上，于1945年7月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

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1935年陕北的“肃反”问题似乎应当盖棺论定了。然而，1954年“高饶事件”出来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又被提起。

1956年9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述，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监委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基本上否定了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主要观点。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中组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删掉了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

此举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张秀山等给中组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澄清事实，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３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２８号文件），基本上坚持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２８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