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获释后，先是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后于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当时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后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西北根据地的干部，认为郭洪涛、朱理治当时对在“肃反”中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后仍然压制，未予重用，安排得不当。马文瑞曾在会议上说，把高岗“放在草地上让他做蒙古的工作，这等于流放，好像苏武牧羊”《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李维汉后来也说：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3页。

马文瑞的“苏武牧羊”论也是高岗的想法。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郭洪涛派我带１３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客观地说，李维汉的评论是公允的，当时对高岗等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从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在高岗看来，既然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及时行乐吧。所以，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交代说：

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生活作风腐化，是高岗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够彻底改正的错误。

但高岗也并非是酒色之徒，打土匪，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高岗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很快就率部与当地的蒙汉游击队一道，打出了一片天地。

不久，高岗即被派往中共三边三边指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

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早在高岗来三边之前的1935年12月20日，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这个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6页。

要联合内蒙古同胞抗日反蒋，就必须首先主动与蒙古族上层认识联系，做好蒙古族上层的工作。对此，高岗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6年5月27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

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2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年7月31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年4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10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

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曹怀文回忆西北革命斗争》（1985年1月30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31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７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