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参议会议长

参议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中国的参议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分属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两个方面，而且从参议会诞生之初，就具有不同的性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施了一些民主措施，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合法地位。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防参政会，邀请各党派和社会名流参加，共议国是。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也决定要成立“国民参政会”，并于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9月下旬和10月初，又相继公布了省、市参政会的组织条例。

虽然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持下难以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具有初步民主形式的咨询机构，因此，它仍为各党派和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所以，就国民参政会的诞生，1938年6月1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短评说：

虽然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人员成分，不能完全如国人所希望，可是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抗日民主的模范。早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使用。

这一纲要规定：

“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

从同年7月起，乡级代表会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逐步产生，然后由代表会和参议会选举出各级行政长官，并把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呈请国民政府加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后，为了在名称上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促进地方参议会的早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1月25日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并积极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不同，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参议会，不但事关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而且必然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对如何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布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但它并不希望中共打出参议会的旗号，不想让民主的旗帜在陕甘宁边区飘扬。所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后，国民党政府竟然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来电报，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要向外宣传。

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原则。

边区议会要开，而且必须开好。参议会的名称要用，而且必须用足。为此，由谁来做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呢？这可是中共的第一位参议会议长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党政合一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而且一年多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高岗胜任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决定，由高岗来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后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较好地履行了议长的职责，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连续三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职务。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的。到会的参议员共有145人，加上国共两党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地主、社会名流等各界来宾，约有7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从1月17日到2月4日共开了19天，毛泽东三次到会发表讲话。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1937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在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报告最后指出：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

为国为民的共产党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当取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两年后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各部门工作的总结，作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常驻参议员为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常务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大会向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全体将士和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了专电，还发表了《告边区同胞书》。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中）与副议长谢觉哉（右）、安文钦（左）合影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胜利闭幕。

关于本届参议会的特点，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在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论，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真正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第二，它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第三，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

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在第二届参议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提议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此时的抗日战争虽然仍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政权稳固，人心安定，民主气氛愈加浓厚。

第二届参议会在新修建的“民主之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这是陕甘宁边区空前的民主盛会，也是高岗在黄土高坡上极为风光的时刻。1941年11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特讯，详细记述了开幕式的盛况和高岗、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篇报道在本书中全文引用略显冗长，但就其含量而言实属精悍，可省去更多的叙述文字，故全文引用如下：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昨日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高岗、林伯渠、李丹生、安文钦、李鼎铭、贺连城、阿里阿罕、巴素华、马国藩、那素滴勒盖、森健等一百九十三人，候补参议员十六人，政府首长到会者有林主席、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五十余人，来宾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军委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劲武、郭亚生三先生，晋西北行署续主任范亭，晋察冀、冀晋豫、胶东、鲁西、冀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各界来宾等五百余人。各参议员、政府首长、各界来宾准时络绎入场，会场周壁遍悬由各方送来祝贺大会开幕之联幛及边区三年来施政成绩之图表五百余幅，壮丽辉煌，琳琅满目，主席台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及用大字标写的抗战建国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礼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级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振铃开会后，全场肃静中大会筹备会南汉宸同志报告到会参议员已过法定人数，当即请前届议长高岗同志宣布开会，立时乐音奏起缭绕全场，后唱国歌，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后，由谢参议员觉哉恭读总理遗嘱，并为抗战死难将士静默三分钟。静默毕由高议长致开幕词，首先申述国内外形势，指出这次参议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团结全边区人民，坚持抗战，检查政府工作，确定今后施政方针，并选出新的政府。后林主席致词，朱总司令、陈联络参谋相继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与全场参议员来宾颔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同志申述参议会开会之惟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今天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最后并希望各参议员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参议员兴奋倾听，约三十分钟始毕。后续范亭先生讲话，续范亭先生为老同盟会会员，矢志革命三十余年，语词恳挚，令人感动。后荷印籍参议员阿里阿罕、印度籍参议员巴素华、日籍参议员森健先后分别用英语日语讲话，由专人负责翻译。何思敬教授，文艺家萧军，绥德参议员安文钦，米脂参议员贺连城、赵亚农，女参议员路志亮，华侨参议员李介夫，工人参议员李平等先后就民主政治之意义及本届参议会之任务发表意见后宣告休会。

会议的第二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高岗以152票当选，连任第二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高岗

这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此《纲领》于1942年5月1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故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通过了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及其他各类提案共380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各厅长是：建设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教育厅厅长贺连城；秘书长周文。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修改的。《纲领》共21条，毛泽东做过多次修改，而且其中的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直接起草的。1942年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提出：

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

5月26日，高岗撰写了《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的长篇文章在《解放》杂志第一二九期发表。文章论述了《五一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对如何贯彻实施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是1946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此时的高岗已经从黄土地来到了黑土地，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到会正式议员111名，经无记名投票，高岗以87票连任。

为什么在高岗已经离开陕北后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

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尚无能够替代高岗的更合适的人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既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民意机关。参议会议长作为边区的代表，必须由边区内最有威信者担任，而能够以陕甘宁边区代言人出现的，当时又只有高岗。

高岗于4月3日连任议长后，1946年4月4日的《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记者说的这样一段话：

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1941年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之边区施政纲领，亦在高议长之帮助督促下，得以贯彻实施。

该报同时还刊登了边区合作英雄刘建章在选举后说的话：

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里救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多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关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形，指导我办合作社的方针，他心里就是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适合了。

劳动英雄吴满有也说：

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

第二，1945年10月党中央虽然决定调高岗到东北工作，但当时还没有让高岗长期留在东北的安排。在9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办公厅在9月28日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西北局成员的通知中，还任命高岗等九人为西北局常委。是毛泽东于10月11日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才决定高岗等人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工作的，但也不是说到东北后就不再返回陕北。这从1946年3月27日刘少奇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

电报中说：

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2页。

既然是“暂时不必回延”，就意味着不是长期留东北，从而也就可以继续担任参议会议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