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努力购进质量最好的货品，而商店本身的布置也能说明这一点。柜台的后面是三排精致的用桃花心木做成的盛调味料的柜橱，上面的铜质把手闪闪发亮。柜橱上面放着大个儿的黑漆茶罐。有时候，我分到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茶叶、糖或者饼干从大袋子里或者盒子里取出来并分装成重量为一磅或两磅的小袋。我家有一间凉爽的后房，我们都叫它“老面包房”，那里挂着一排排的咸肉，这些肉都要剔骨并切成细片。所以，整个家里都能闻到香料、咖啡和熏火腿的诱人香味。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方圆左右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但是，当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些场合要用一种“布道的语调”时，他竟然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在安排卫理公会的事务或者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要去主日学校。后来，大约从十二岁时起，我就为唱赞美诗的小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了。那时，我的父母通常还会去教堂做周日的晚礼拜。

我发现这种活动太多了也不好，我记得有几次也曾想法逃避。但是，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正如我的父亲那样，这种观点也支撑着我。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有其温柔的一面，这可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穷人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那些先前因勤奋工作而小有积蓄，并且赢得了一定尊敬和声誉的人家，生活也过得不那么轻松。他们就好像生活在刀刃上一样，总在担心一旦出现什么变故，或者在节俭和勤奋的标准上稍有松懈，就可能会背上债务负担并陷入贫困。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常使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也缺少宽容。记得我父亲曾与一位教友讨论起一位朋友的“不肖之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自己也变得身无分文，带着年纪尚幼的孩子来到了父母的家门口。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明确：那个儿子是个不肖之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变好了，应该把他赶出家门。而我父亲的回答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不应当这样，儿子永远是儿子，当他回到家里时，理应得到家人全部的爱和温暖。不管发生什么事，人总得有家可归才行。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我母亲也这样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能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在当镇议员以及后来当市议员时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当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应当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都是不开放的。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在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小镇附近的驻军既有地方可去，同时又不打搅那些想在安息日里安静一点并能去做祷告的人们。同时，他极力反对（尽管最后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让人们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主张应当把星期天留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同时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没有被他说服，但即使作为一个女孩，我也能够体会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赞赏父亲的做法，父亲是个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但在具体的环境下还是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很大的让步。

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１９３６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食品制造商，他用自己的劳动积累了一笔数量可观的家产，于是便用其中的一部分办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本杂志的内容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组合，既有人物介绍，也有朴素的哲理和宗教方面的内容，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但不管怎样，这本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首先，我从中学到了一些诗歌，直到现在我在发表即席讲话时还时常引用，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