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家庭、教堂和学校以外，格兰瑟姆镇本身在我们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为我们的小镇感到无比骄傲，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传统，能成为小镇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格兰瑟姆镇始建于萨克逊时代，是丹麦人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十二世纪的时候，大北路被改道，正好从小镇穿过，从此地图上便有了格兰瑟姆的名字。交通运输一直是该镇的支柱。十八世纪的时候，为了把焦炭、煤和石头运进格兰瑟姆，并把玉米、麦芽、面粉和羊毛运出去，还开凿了一条运河。但是，格兰瑟姆真正的大发展还是在１８５０年修建了铁路之后。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镇上最雄伟的建筑，那就是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尖顶，从镇子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到它。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具特色和最有意义的建筑还是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它是格兰瑟姆镇出的最有名的人物。市政厅建在圣彼得山上，荣军纪念日的游行队伍正是从这里出发向圣伍尔夫拉姆教堂行进的。我通常躲在市政厅的大厅里透过窗口观看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军和来自拉斯顿和霍恩斯比机车厂的乐队，后边是穿着长袍，佩戴着徽章的镇长、政府参事和镇议员。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幼年女童子军、幼年童子军、基督少年军、男童子军、女童子军、互济会、扶轮社、商会、工人俱乐部、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士兵、空军、红十字会、圣约翰急救中心的队伍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依次行进。正是所有这些组织构成了我们小镇丰富多彩的生活。圣诞节后是节礼日，这一天圣彼得山上还有贝尔瓦猎人俱乐部的集会表演，我们还跑过去观看他们穿的粉红外套。集会之后他们通常还要喝些烈性酒，当他们出发时，我们也为他们欢呼。

对格兰瑟姆来说，１９３５年是不寻常并且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庆祝了乔治五世国王的银婚纪念和格兰瑟姆建镇一百周年，还有布朗洛勋爵当选镇长。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纳斯家族（拉特兰勋爵）是我们镇最为显赫的贵族和资助人。镇上的主要街道挂满了用蓝色和金黄色的蜡纸做成的彩旗——蓝色和金黄色是当地人喜欢的颜色。各条街道在这些活动中都想比其他街道更胜一筹。我记得有一条名叫沃里·考特的街道，那里住的都是最穷困的家庭，房子也是最差的，但却装饰得最引人注目。每个人都出了力。军乐队一天到晚都在演奏，而格兰瑟姆自己的“狂欢节乐队”也为庆祝活动增添了光彩。这支乐队是大胆借鉴美国而产生的一个新鲜事物，被人们称为“格兰瑟姆姜饼”。各个学校都参加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露天表演，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行进，队伍组成了格兰瑟姆（Ｇ－Ｒ－Ａ－Ｎ－Ｔ－Ｈ－Ａ－Ｍ）这个字，而我正好是组成“Ｍ”这个字母的一部分。男子文法学校校长的夫人也出席了观礼，我们在她的注视下走过。

我父亲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最后在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６年间还当了镇长。因此，镇上的事务我知道得很多，也知道那些相关的人。参与政治事务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则排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工党议员都很受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政务会里或竞选期间的斗争有多么激烈，他们都还到我们店里来买东西，并没有党派之间的仇恨。我父亲也明白，政治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的这种洞察力在政治家里面真是太少见了。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最恰当不过了。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他信奉的格言；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论自由》。自由党接受了集体主义，这让他与其他许多商业界人士一样被遗忘了，他是作为地方纳税人的候选人参选镇议员的。当时，在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学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前，以及在工党政治势力全面进入地方政府之前，人们认为地方市政会的工作是不分党派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都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还记得１９５２年选举中那让人伤心的一天。当时工党在政务会选举中获胜，而父亲参选参事失败了。这件事当时受到了完全而彻底的谴责，因为这是把政党置于全镇利益之上而产生的结果。同样，我也没有忘记他当时表现出的尊严和高贵。政务会选举投票结束后，他站起来说道：“这些象征荣誉的长袍我已经穿了将近九年了，现在，当我脱下它们时，我仍然相信它们代表的荣誉。”后来，在收到几百封来自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尽管我落选了，但我还是很幸运。我自己的感觉是，不管是在政务会里还是离开它，我都非常知足。”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而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