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我的牛津生活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许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无神论，一方面可能出于不太好的原因，从而失去了他们的信仰，这种故事非常多见，但我却从未感到过类似的危机。卫理公会在信仰方面给了我一只稳固的船锚，当然，还让我有了许多社会关系和朋友，这些人都有着与我相同的世界观。星期天，我通常会去卫斯理纪念教堂做礼拜。像格兰瑟姆小镇一样，那里有一种既温暖、冷静而又令人感到愉快的社会生活氛围。初来乍到，身处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环境，这种氛围更让我觉得亲切和值得珍惜。这所教堂里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星期天晚礼拜之后，通常会在牧师家里举办一个大型的咖啡晚会，同时也会就宗教或者其它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偶尔我也会去牛津大学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听一场别有趣味的大学布道——尽管那个教堂有着某种“正式的”仪式，让人觉得是一个冷冰冰的礼拜场所。有时我也去学院的小礼拜堂，如果听说是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我一定会去。我刚到时萨默维尔时她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研究弥尔顿和伍兹沃斯的著名专家。

但总的说来，我是不去圣公会教堂的。但非常奇怪的是，正是圣公会中学的Ｃ·Ｓ·刘易斯在宗教方面的著作对我的宗教知识结构有着最多的影响；话说回来，他对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的广播、布道和文章都是用浅显的语言来阐明深邃的神学，所以很有感染力。在《地狱来鸿》中，他用睿智和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邪恶”是如何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的，还有谁能够比他阐述得更好呢？同样，又有谁能够像他在《人的毁灭》和《返璞归真》的开头段落中那样把深奥的自然法则阐述得如此通俗易懂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基督徒的行为》（在《返璞归真》中再版，但最初是广播的演讲稿）对我的影响。当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基督教徒的行为方式与其宣称的理想存在着惊人的不一致，这篇讲话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Ｃ·Ｓ·刘易斯的观点之一是：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不只是对那些圣徒有约束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完美的行为可能像我们驾驶汽车时获得完美的换挡一样难以实现；但是确有必要根据人这种机器天生具有的特点来为所有的人设定一个理想，正如同根据汽车的本性而为所有的司机设定一个理想，即都能做到完美的换挡一样。

他还阐述了如何奉行基督徒仁爱的崇高原则，这一原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可望而不可及，但我同样也从他的阐述中获益匪浅。对于仁爱原则的崇高性，刘易斯并没有争辩或者贬低，而是列出了哪些不是仁慈的行为，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像爱我自己那样地爱他。那么确切地说我是怎样爱自己的呢？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对自己并没有一种喜爱的情感，甚至我自己个人的生活圈子也并不总是让我感到高兴。那么很显然，“爱你的邻居”的意思并不是“感觉喜欢他”，或者是“认为他有吸引力”，……想想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我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会允许自己去憎恶我的敌人的某些行为……所以，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要求我们减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对残忍和背叛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敌人——希望他原本不坏，希望他可以在今生或者来世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希望他好。

在当时，这些话听起来自然是十分感人的。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一个学生能为国家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刻苦而高效地学习，而不是幻想着还能为国家做点其他的什么事。但是，我们还是想尽量更直接地为国家做一些事。拿我来说吧，我每周都要拿出一两个晚上的时间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里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空军士兵是我们的一部分主要顾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站得也很累，但这项工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人流不断，还能听到好多幽默的俏皮话。

有关１９４４年７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忧虑和不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在毫无遮掩的海滩上拼死搏杀，这让我们深感不安。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呆在牛津是否正确。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在一年内就结束了。尽管后面还有“突出部战役”和阿纳姆战役的悲剧，但社会的重心已经在慢慢地转移，人们已经开始为和平的到来做准备了。在和平时期，政治活动开始占据我越来越多的时间了。

几乎是从进入牛津开学伊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的保守党协会。该协会由基思·法伊林在二十年代发起成立的，他是基督教堂的一个导师，也是保守党的一个历史学家，后来为内维尔·张伯伦写了一本传记。当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暂停各党派之间的政治竞选活动，而这一约定对各高校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的确比三十年代平静多了。尽管如此，牛津大学的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很快就成了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辩论社经常有明星人物来辩论，辩论的话题有时是一些让人难以相信的平常琐事，有时候则是一些最具重要性的问题。但是这个辩论社不吸收女性会员，所以我只能偶尔去那里旁听。辩论社好像更愿意鼓励那种华而不实的机智应答，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他们那里优秀的辩才，因为我更喜欢我们保守党协会那种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辩论。保守党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识和结交朋友的网络。正像我在协会里的许多同事们描述的那样，这个协会的确起到了一个有效的媒介平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