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报纸也是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就没有给予突出的报导，甚至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解释为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在战争期间，英国与苏联两国之间的友好组织遍地开花。那个满面笑容、好心肠的乔大叔是西方人根据苏联的宣传、更多地加入了自己美好的想像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从而掩饰了一个患妄想症的暴君的真实形象。道格拉斯·海德在《我相信》（１９５０年出版，我读过）中也揭示了英国的共产主义者渗透、操纵和扭曲从而巧妙地控制政治辩论的程度。海德在书中还描述了莫斯科是怎样毫不留情地、直接地控制英国国内的假情报战的，同样，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受到了苏联的控制。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随着苏联红军的进驻并把斯大林的控制强加给这些国家而出现的，而我们与希特勒打这场战争也是为了捍卫这些国家的自由。

人们可以找到强有力的理由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这一问题上应付的责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他在那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如何划分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这的确有点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的意味，就连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称这是一个“不妥当的文件”。丘吉尔的建议显然背离了１９４１年《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他也承认了苏联红军已经占领大部分东欧地区这一现实——而且可能还有助于让希腊保持独立。丘吉尔至少已经意识到，我方部队在面对苏联红军时如果提前撤退，那将会把德国的中部地带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而彻底失去任何对东欧的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美国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话虽这么说，但在承认现实和使现实合法化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就会把不公正的现实确定下来。所以，在就是否批准于１９４５年２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进行投票的时候，那些对政府投弃权或者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做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听完他们的演讲后，我由最初的不安转而持反对态度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国家里尊重民主、尊重民族自决权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有一点也可以理解：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都想把战争的恐惧赶快抛在脑后，而不愿再冒险去和往日的盟友再卷入新的冲突。但是不管怎样，面对一份我们在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却非要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就更不用说还要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非共产主义的波兰政府去接受它了。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共产主义在军事方面的威胁，我在脑海里一点一点地把共产主义的其他现实特点拼在了一起。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夜》一书，书中对共产党举行的一次摆样子的公审做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与瓦尔廷描写的盖世太保的残忍有所不同的是，凯斯特勒的书让我第一次能够深入到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中去。透过那个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主人公自己的眼睛，这本书更加精细而微妙地揭示出共产主义体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凯斯特勒书中的主人公名叫鲁巴舍夫，他说：

党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的意志——但同时又强求个人要心甘情愿地做出自我牺牲。它不允许个人具有在两种可选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能力——但同时又要求他坚定不移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它使个人失去了区分善与恶的能力——但同时却又委婉动人地大谈罪恶和背叛。一个人站在经济灾难的标志下，就像钟表内的齿轮组中的一个齿轮，钟表的发条已经上紧，这个轮子已经不可能再停下来或者是受到什么影响——但此时党却命令这个齿轮朝着与钟表的转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并改变它的转向。计算方面的某个地方肯定出了错，这种平衡是无法实现的。

多年以后，我在担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发现他的作品是多么的充满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像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他告诉我这些根本不需要什么想像，因为那些都是真人真事。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所以对有关原子弹的所有问题，以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我是在离开大学之后才读了卡尔·波珀的《开放的社会和它的敌人》一书的。波珀在书中的分析从很多方面为海克做了补充，他是从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家的角度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从思想上揭露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发现了有关历史、社会发展或者“进步”的永恒不变的规律——可以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相对等的规律。马克思预言一些事件会按照“不可避免的”进程发生，但事实上这些事情非但没有发生，就连任何发生的迹象都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连方法都没有理解，更不用说按照他们的分析去进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堆砌越来越多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科学的方法更愿意去寻找事实以驳倒理论……而对理论进行的所有测试都是根据预测得来的伪论，这一事实也为科学的方法提供了线索”。波珀把从这种根本的错误得出的政治结论——也许将其描述为根本的欺骗更为恰当——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不足之处》一书中做了总结：“为了纪念无数男子、妇女和儿童，他们的信仰、国别或者种族各有不同，但却都已成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关于历史命运的永远不变的规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