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当时几乎无力去阻止匈牙利这场悲剧的发生——并且，不管有没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北约都根本不可能为了匈牙利而去冒险打一场大战。但许多匈牙利人却认为，他们是受到鼓励朝相反的方向去想的，所以这就使他们对我们的背叛感到更加气愤。我记得一个星期日的报纸采访节目，接受采访的是一名隐藏在地下室里的匈牙利妇女。她说：“西方是不会来帮助我们的。自由是非常自私的。”听到这种指责，我感觉像被刺痛了一样。不管我们能否做点什么，对我来说，这种一个世界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从而导致像上面这样的妇女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格局必须要加以改变。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惨败之后，很明显的一点是，安东尼·艾登不能再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病倒了，并在１９５７年１月辞去了首相职务。在我活动的各个圈子里，许多人都在猜测由谁来继任首相——因为在那个时候，保守党领袖总是“浮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我在律师事务所的保守党同事们相信女王绝不会召见拉布·巴特勒，因为他太左倾了。相比之下，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担任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认为是右翼的候选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对这两个人过去和现在的信念了解得是多么得少——特别是那个非常优秀、同时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并且不久之后将成为首相的人。

哈罗德·麦克米伦具备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强力，同时也有其缺点。从表面上看来，他带有一种无精打采、甚至几乎是老古董似的作风，但这却掩盖不住背后的精明——当然这种作风也不是为了掩盖他的精明。他是一个戴了多个面具的人。例如，从外表上看，他带着些爱德华七世似的玩世不恭，但你可能看不出他实际上对政治是极为虔诚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最伟大、影响最为持久的成就是修补了与美国的关系，这是英国恢复其声誉和地位的基本要素。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弥补苏伊士运河事件对英国政治阶层的士气所造成的损害——这是一种真正的“苏伊士综合症”。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原来他们自信英国无所不能，可是现在却几乎有点神经质地认为英国什么事都做不成，这确实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夸张。当时，我们仍是一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中等的外交强国、一个核大国、北约的重要成员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伟大的英联邦的核心。

麦克米伦对国内事务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他执政期间，１９５７年政府取消了对私房出租的控制——这就大大减少了自１９１５年以来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对房租进行控制的范围——这是一项必要的、但还远称不上受到广泛欢迎的举措。但总的来说，麦克米伦正领导保守党缓慢而谨慎地向国家干预的方向前进，而这种趋势在１９５９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了。

即使在此时，一些情况的发展也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当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和奈杰尔·比尔克——麦克米伦的整个财政班子——因为１９５８年１月公共开支增加了五千万英镑而集体辞职时，麦克米伦诙谐地称之为“一个小小的局部困难”。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一争端本身的是非对错，但是在我看来，因为俭省地使用公众的钱而辞职并非一个不体面的原因。如果在偏离正确的财政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那么最终就会更轻易地放弃正确的财政道路。放弃正确的财政道路又会带来自身的负面影响。而这正是之后几年发生的情况。

然而，对保守党来说，麦克米伦确实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政治家。早在１９５７年夏天，他就已经意识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而这正是政治成功的最好的希望。也就是那时，他发表讲话说：“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工党和批评家们则抓住这一点发起了攻击，说这是麦克米伦容易满足和实利主义的典型例证。但实际上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心服的。当时有这样一种感觉，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而且这应当归功于私有企业而不是国家计划。这个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回到那个节衣缩食的时代。因此，对“超级麦克”的攻击被反弹了回去。

虽然如此，保守党人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并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保守党大会召开时——这是我未参加的少数几次大会之一——民意测验显示对工党的支持率为百分之五十二，而保守党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更糟的是，自由党也给了我们重重的一击：１９５８年３月，他们在托灵顿举行的补选中取得了胜利。

直到那年夏季末，保守党才在民意测验中赶上了工党。到了１９５９年大选的时候，两个主要的政党都毫不掩饰地竞相针对全国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大许诺言。保守党在宣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保守党让你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可不要让工党毁了你的好日子。”宣言接着许诺说，保守党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让英国的生活水平翻一番；在工党方面，大选活动开始没几天，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就许诺说，虽然工党计划中有许多额外的开支，但所得税绝不会提高——即使是在当时那种乐观的政治氛围中，这也是一个根本难以让人相信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