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后座议员，生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但同时又是那么紧张忙碌，有一次我竟然在议员餐厅里晕倒了，让我的男同事们都惊慌失措。我尽可能多地把时间用在议会和各后座议员委员会中，也定期参加保守党新议员们组织的聚餐俱乐部的活动，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像哈罗德·麦克米伦、拉布·巴特勒、伊恩·麦克劳德和伊诺克·鲍威尔等——以及一些年轻但却才华横溢的保守党记者，如彼得·厄特利等都常到这个俱乐部来发表演讲。

当时，要想得到提拔和取得成功，正常的途径是投身政治活动的中心并加入保守党内的左派。最重要的是，要想在保守党内成为大人物，就必须避免成为一个“反动分子”。不管从社会角度还是从职业上来讲，再没有什么比被别人贴上这个标签对你造成的危害更大了。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缺乏热情和生气。尽管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六十年代对道德、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主要发生在１９６４年之后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但对于六十年代初期那种放任自流和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保守党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

的确，在六十年代初期，保守党确实处在一个它不多见的、可以自鸣得意的阶段。１９５９年，麦克米伦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再加上人们的生活继续变得越来越富足，所有这一切甚至让那些无党派归属的评论家们也都相信保守党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而以“布帽形象”出现的工党则面临着永久地沦为反对党的危险。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议员聚餐俱乐部里对我们说，如果保守党能够打好每一张牌，那么我们再继续执政二十五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这种氛围下，保守党很少有动力去对其政策做认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者是从哲学角度去进行反思。当时，保守党内主要的争论集中在伊恩·麦克劳德提出的“爬出非洲”上。老右派们抱怨说，英国把权力交给了城镇中那些毫无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而这些人很快就会成为独裁者，所以，英国这么做是在放弃它对白人定居者和非洲人中占多数的部落农民应负的责任。时间已经证明，这些担忧看来是很有预见性的；但在六十年代初期看来，这种担忧好像是在怀念和渴求那个几乎已经随历史而逝去的大英帝国。当时保守党议员中只有一少部分人热情地支持老右派们的这种批评意见；而我们大多数人则认为伊恩·麦克劳德是在把保守党的殖民政策进行“现代化”，所以都很支持他。

回想起来，有一点挺奇怪的：尽管保守党在六十年代越来越焦急地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把握，但实际上它还是已经开始失去对普通保守派百姓的直觉和愿望的了解。在许多不同的问题上，如工会、移民、法律和秩序、以及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等，情况都是这样；而在有关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方面，情况更是如此。

这里说的倒不是通货膨胀问题。从１９５９年冬天到１９６０年，通货膨胀率一直为零，并且在１９６１年夏季之前，通货膨胀率一直都没有达到百分之五，而收支平衡问题却被视为妨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时采取的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寻求国际贷款以维持英镑币值、提高税率以及早期的收入政策等——在之后的十五年里又多次被使用而为人们所熟知了。

后来人们在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反思时创造出了第一个“塞尔兹登人”，后来又创造出了“撒切尔主义”，但在当时这种反思却并不明显。伊诺克·鲍威尔当时正在推行他的医院建设十年规划——这是麦克米伦主持的最大的公共开支计划之一。只有少数后座议员——包括新来的约翰·比芬——准备就这项提案进行辩论，他们反对收入政策，支持通过货币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确实，当权者们认为，对通货膨胀的不正常的担忧（相对于失业而言）反映了英国社会中的没落阶层的利益，如那些靠养老金生活的固定收入者，而并不反映保守党中央总部想像中的那些新兴的、充满激情的“年轻经理们”的利益。直到后来，在保守党的一些腹地，如奥尔平顿和米德尔斯布勒西区的补缺选举中，正是那些靠养老金生活的固定收入者让我们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保守党这才如梦方醒。这些事情，再加上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丑闻，标志着麦克米伦保守主义志得意满的时代的结束。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还要经历失败和遭到反对，最终认真地反思，保守党人自觉地放弃了家长式的执政作风，开始奉行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

在担任后座议员期间，虽然我与政府以及保守党内主流的正统派之间的关系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麻烦，但是我很清楚，虽然我也赢得了一些喝彩，但我绝不是那些有望能够平步青云的年轻保守党人中的一个。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对我们正在前进的总体方向感到不安，但也仅仅是不安而已。但是，对于一个信仰良好的财政状况、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人来说，确实有许多事情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