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受保障人都不应游手好闲，把社保体系看成是一个取之不尽的钱包。

……物质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赖于投资并最终依靠储蓄……发放给工薪阶层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额外资源的一部分应当由他们储蓄起来，而不是立即消费掉，这一点很重要。

贝弗里奇最初的构想和这一体系的实际实施情况——以及公众对这一体系所抱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而这些差距产生了一些后果和困难，所以，我们在部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影响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上了。例如，当通货膨胀还处于失控状态时，救济金每年都要上调以应对通货膨胀。这时，当国民保险金增加，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收入多少的“国家援助”却没有增加时，就会有各种表示反对的呼声。另外，人们也越来越期望退休后能得到比养老金仅能保证的基本生存水平更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其所需的交纳保障金的水平、或者从一般税收中得到的资金现在看来都是行不通的。于是，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分级养老金”计划的设想就应运而生了。按照这个计划，交纳较高数额社保基金的人将得到较高数额的养老金，制定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鼓励私人职业养老金计划。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却找不到最终的（能够支付得起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收入规定”问题。按照这个规定，那些还在工作的养老金领取者有可能会根据一定的收入水平而丧失部分或全部养老金。正如我在后面还会解释的那样，这条规定对那些靠养老金生活的寡妇们产生的影响不仅让我在内心深刻反思，而且给我出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另外，还有三个将在今后困扰政府多年的问题现在也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了。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当初没有缴纳足额的社保基金而得不到全额“国民保险”的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水平。第二个问题是继续探索“社会保障福利”的更大的“选择性”（套用当时的术语），即把救济金集中使用在那些最急需的人身上，而不是使用在范围广泛的大批普通受救济者身上（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就“有目标的救济”——用现在的术语来说——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做法也不会取得什么成果）。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国家援助”以及这种试验方式本身的缺点而产生的争论。正如我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当然应当鼓励那些真正生活贫困的人们去接受国家提供的帮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愿别人施以援手、被我曾称之为“高傲的人”来说，他们的自尊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值得钦佩的。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这种自尊也有助于防止产生依赖性，因为这种依赖性意味着，一旦没有依赖就会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除了从贝弗里奇报告学到一些知识以外，我还从部里举行的其他的一般性介绍中学到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但学到的最多的有关社会保障体系的知识还是来自于个案工作，即对具体的人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如果觉得还没有充分了解背景情况，我是不会签发回信的。结果，官员们络绎不绝地进出我那间不大的办公室，而我也从他们在每个问题上的无比丰富的学识中受益匪浅。对待议会那边的问题我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这样就可以分享其他大臣的知识了。我并不满足于只知道答案或者要采取的路线，我还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第一次出现在议会讲台上回答提问的前一个周末，对我的私人秘书和我来说恐怕都是一种对神经的折磨，因为我整个周末都在抱着电话让他给我解释各种问题。

我曾与那些分派处理我的下院议员法案的文官打过交道，而且当时言辞还有些激烈，除此之外，我是到了养老金部之后才开始首次因为工作关系而与文官们打交道的。该部的常务次官在处理实际事务上权力比政务次官要大得多。我早就明白，他只对部内大臣一级的长官负责。我在养老金部任职期间先后有两位常务次官：埃里克·宝野和克里弗德·贾雷特都是最优秀的文官的代表——他们聪明、有良知、尽职尽责、并且绝对正直诚实。但是，真正的专家可能是级别更低的文官。我很快就发现，有关养老金的正确可靠的资料出自一个名叫约翰·瓦雷的副次官之手。总体来说，我所见过的官员的才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同一部门担任政务次官期间，前后共经历了三位不同的大臣。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即使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文官们提交给不同大臣的建议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据我所知，提交给奈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议措施就没有提交给他们的前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就此向文官们提出了抱怨。记得我还接着说：“你们给前任大臣提出的建议可不是这样的。”而他们则回答说，他们早知道他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些建议。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旦由我负责一个部的工作，我会坚持对任何文官提交给我的所有可选意见做出完全坦诚的评价。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允许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