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府能挺过这一关吗？正如多年之后我自己经历过的那样，每一次内阁改组都蕴藏着无法预见的危险。但我遇到过的困难——即使是在１９８９年——再没有比“长刀之夜”对政府造成的损害更大的了。一夜之间，包括大法官和财政大臣在内的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都被撤换了，而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约瑟夫和爱德华·博伊尔在内的一代新人进入了政界前沿。我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的教训之一是：每次政府改组都应设法任用一些年轻人，以避免出现僵局。但是，这次改组却被麦克米伦笨拙地搞砸了，他的地位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恢复。

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这其中有许多明显的原因，但也有一些原因不太明显。通货膨胀开始急剧上升，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先后出台了多种形式的收入政策，如“暂停支付”和“引导灯”等。行业纠纷，特别是机械工程和造船业的罢工，使得１９６２年的停工时间比１９２６年大罢工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但是，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并没有从其根源——工会权力——入手，而是按照社团主义者的方式去与有组织的工人打交道：先是设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不久又增设了一个“全国收入委员会”。这样，在对英国的问题进行研究时，政府接受了一个基本上算是从集体主义者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更可怕的是，全国上下都可以察觉到有一种思潮已经发展成型了，即认为保守党执政的时间太长了，已经迷失了方向。当大多数人们已经觉得——也许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是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那么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也就到了。后来，在１９６２年的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个不同类型的麻烦之中，即瓦撒尔间谍案：费尔比乘飞机逃往苏联，这证实了对他自三十年代起就一直充当克格勃双重间谍的怀疑。１９６３年夏天又出现了普罗夫莫丑闻，于是一时流言四起，说政府败落无能。如果政府自身强壮健康，还有可能摆脱这些麻烦。但是，这些令人难堪的事件所影响的恰恰是一个身体全面不适的政府。

欧洲问题是导致这种“身体全面不适”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就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问题，哈罗德·麦克米伦授权特德·希思代表英国去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特德的坚韧和贡献，大多数问题眼看就可以解决了，如有关英国的农业问题以及与共同体的贸易联系等。但是，１９６３年１月，戴高乐将军对英国加入共同体投了否决票。此时，在英国国内并没有唤起多少对欧洲的热情。当时的总体感觉是，过去我们低估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潜在的好处，无论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还是我国与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都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贸易前景，现在是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了。我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是欧洲妇女联合会的一个积极成员，这个组织１９５３年成立于奥地利，宗旨是促进欧洲一体化。我参加了联合会里的“司法小组”，经常就涉及法律和家庭的问题进行辩论。但在我看来，欧洲经济共同体主要还是一个贸易框架——一个共同市场——在有些地方，“欧洲”被穿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对于这些说法，我既不赞同，也没有认真地对待。事实上，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当时比我们更具洞察力，他当时说的话曾让我们极为懊恼，甚至接近于一致谴责他了：

实际上，英国是个岛国，靠海洋生存，她是通过她的商品交换、她的市场和她的补给线与最为广泛、通常也是最为遥远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她主要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只有少量的农业……总而言之，从自然特点、结构和全部情况来讲，英国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有着深刻的差别……

但是，他还说道：

如果布鲁塞尔的谈判在短期内不能成功，也没有什么会阻止欧洲共同市场与英国达成一项旨在保障双方交往的合作协议，也没有什么会阻止英国和法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寻求和发展它们在所有领域内的直接合作……

很明显，如果这确实是戴高乐提出的建议，那么这比十年之后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时最终同意的条件更好地反映了英国的利益。我们也许错过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趟欧洲客车。然而，当时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的欧洲冒险事业中已经投入了那么多的政治资本，而这次冒险不体面的失败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了当前主要的目标，也让大众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政府已经失去了方向感。

１９６３年１月，休·盖茨克尔英年早逝，这对工党来说是个悲剧。哈罗德·威尔逊被选举为该党的领袖。虽然他缺乏盖茨克尔已经赢得的人们对他的尊重，但威尔逊对保守党政府来说是个新的、致命的威胁。他机智敏锐，在议会里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家。他知道如何讨好媒体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他能制造出那种意思含糊模棱两可的词语来保持工党的团结（例如“有计划的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政策”），他还能以休·盖茨克尔永远做不到的方式激怒哈罗德·麦克米伦。盖茨克尔比威尔逊更像一个政治家，而威尔逊则绝对是个更有所建树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