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１日星期三，我主持召开了保守党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会上正式发布了竞选宣言。和我一起主持这次发布会的有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彼得·卡林顿、吉姆·普赖尔、汉弗莱·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基调温和而又务实；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用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专业术语的语言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第二天的媒体对宣言的评价很好。但是那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场上的人太多了，热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而我那些男同事们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精制的毛料西服，热得他们大汗淋漓，比我更受罪。

第二天是濯足节，因为复活节刚好在竞选期间，所以我们损失了四天举行竞选活动的时间。我正式开始参加竞选活动是在４月１６日，星期一——用组织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的行话来说，这一天叫Ｄ－１７日（“Ｄ日”当然就是选举当天了）。我们已经决定从威尔士开始我们的竞选活动。我们先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乘飞机到斯旺西机场，在那里坐上竞选巴士，先访问一家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下属的医院，然后前往当地的保守党俱乐部去接受当地的电视和广播媒体的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俱乐部里有不少吵闹的声音。事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的争吵，最后甚至动了手，原因是俱乐部的管理方要把女记者赶出那些只为男会员保留的房间。

之后，我们从这里赶往加的夫，去参加我们的第一场重要的竞选集会。这是一个合适的开始竞选活动的地方，它正处在敌方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区，因为卡拉汉先生本人的选区就在加的夫东南区。加的夫市政厅让人感觉非常舒适，音响效果很好，听众也很热情，这里的情况确实不错。我也将在这里发表一篇极为有力的演讲，它是一项毫不妥协的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如何削弱了英国的力量，以及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方向的需要——这不是进行乌托邦式的试验，而是回归我们已经错误地背离了的原则。

……在政治方面，我知道你们威尔士人有一句生来就知道的话：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就把它宣扬出去。我是个有信仰的政治家。《旧约全书》里的先知们并没有只说：“兄弟们，我希望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说的是：“这是我的信仰和观点。这正是我热忱信仰的东西。如果你们也信仰这一点，那就跟我来吧。”今天晚上，我要对你们说的正是这些话。忘记前不久让人感到凄凉和消沉的往事，放弃失败主义，在选择和自由这两面孪生的旗帜下，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未来正在向英国人民发出召唤。

听众很喜欢我的讲话，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是，我的狡猾的对手吉姆·卡拉汉却成功地利用我的讲话，在保守党的权势人物心中唤起了以往所有的恐惧，让他们非常担心那个把他们引向一个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而让他们感到心力交瘁的人物。首相后来又宣称，我的讲话表明我已经使保守党向右转了，因此把中间立场留给了他。那天上午保守党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恰好是前工党内阁大臣、现在的保守党候选人雷吉·普伦蒂斯，他和其他背离社会主义的“改变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再恰当不过地证明并不是保守党向右转了，而是工党向左转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意见，即我们强调的论点是“共同立场”，不是“中间立场”，我们必须阐明这一点。从这时候起，在中央总部希望采取的竞选方式和我坚持采取的竞选方向之间出现了裂痕。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明显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星期二早晨的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说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现在只领先工党六个百分点。但是，与先前的全国性民意测验的结果相比，我们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缩小（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的两党的支持率差别很大，有的说保守党只是稍稍领先，有的说工党略占优势，还有的说法听起来不太真实，说保守党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感觉今天举行的竞选活动效果很好：我们从布里斯托尔开始，我访问了克林尼兹毛刷厂，在那里，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拍照机会来显示我打算“用一把新扫帚”来“扫除蜘蛛网”的计划，等等。

在布里斯托尔，我还参加了由罗宾·戴主持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出席这种场合总会有冒险的因素，熟悉情况的记者能够让一个政治家暴露出其理解力的不足，而这一点是大多数政治对手永远做不到的。而且，由于看不到电话那边跟你说话的人，所以正确判断对方的反应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我却对那天的“大选电话访谈”节目感觉非常好，因为记者向我提出的问题我们恰好都能够做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减税、控制通货膨胀、削减政府借贷以及鼓励小企业的必要性。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挑剔的问题。我一向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哪里出了问题，并讲清楚为什么一个未来的保守党政府要对其加以纠正。因此，这一次我也承认前一届保守党政府确实应对医疗卫生领域内官僚主义的增长负有责任，以及我们将如何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