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４月１９日星期四），伦敦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烦恼和痛苦的事情，那就是我在加的夫的讲话对我们党及其竞选运动的“定位”所产生的影响。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以后不应该再犯的错误。由于中央总部或者说那里的同事们公开露面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决定参与我的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星期四，我忘记了所有这些事，上午去参观了莱斯特的一家纺织厂。在那里，少年时代学到的一点针线活技术派上了用场：在一群乱哄哄的记者和惊讶不已的工人中间，我在一件工作服上缝上了好几个口袋。

可是，就在竞选巴士快要到达伯恩维尔的卡德帕里工厂时我才得知，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坚持要求删掉我当晚要在伯明翰发表的演讲——这是我们的竞选运动中第二场最重要的群众集会——中一段关于工会的措辞强硬的内容。这段话是由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历史学家、改变并抛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的保尔·约翰逊起草的，彼得认为这段内容太富挑衅性。显然，他对基思·约瑟夫也进行了干预，也不让他就这个题目发表讲话。我不同意彼得的看法，但因为当时不在伦敦，所以我对自己的判断也没有充分的把握。因此，我生气地从讲稿中撕下了那几页，插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段落。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知在那篇讲稿中由彼得·卡林顿起草的最后一节中，包含了一些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措辞极为激烈的内容，还特意采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中所使用的语调和言辞。

但是，当我们的巴士停在工厂门口时，我并不是很高兴。我曾特别嘱咐说，这次参观不要安排正式的接待队伍，我愿意直接走进工厂去和经理以及工人们交谈。可是现在，我却看到长长的两队人头戴白帽、身穿白外套等在工厂门口。当时我并没有看到摄影记者，但我敢肯定他们正躲在什么地方，瞅准时机再出来拍摄这个滑稽可笑的场面。我在车上呆了一两分钟，以便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认识其中的几个人，我刚才把他们当成了工厂的工作人员——原来他们是一群记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事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来跟我开这个玩笑的。我一下车，他们就举起了照相机，我就从这些照相机搭成的拱门下走进了工厂。他们为跟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而得意忘形了，竟然都忘记了拍照。但是，他们也让我看到了竞选运动有趣的一面，对此，我想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

上午我缝了工装口袋，下午自然该去拣选巧克力了。这个工作要求很高，很需要技巧——它可不能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这个不够严谨的词来形容。我过去曾在工厂里干过活，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我看到一些传统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一位最近结婚的女工把她收到的所有结婚礼物都放在靠近生产线的桌子上来让朋友们欣赏。包装完巧克力，我又和工人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安排。最后，我们匆忙离开，赶往伯明翰的米德兰饭店。我特别爱吃巧克力，从来不会因为吃得太多而感到腻烦。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儿让我在竞选运动剩下的时间里再也没敢去碰它。

虽然在准备阶段遇到了那么多的麻烦，但伯明翰演讲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演讲中不仅有论述东西方关系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段落，还有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提出了保证，说要“建立一道铜墙铁壁”以堵住通往没有法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演讲之后，我们驱车赶回伦敦，因为第二天（４月２０日星期五）我们还要访问伦敦的各个选区。

４月２１日星期六，竞选活动照常进行，我们首先来到了弥尔顿凯恩斯一家生产极为复杂的电器元件的工厂。厂方向我做了全面的介绍，我对这项技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快我就开始向一群记者详细地讲解起来，弄得他们有点发呆。然后，我们来到一台心脏监测仪旁边，他们把许多导线插在我身上对我的心脏进行检查。所有的指示器都显示正常，这说明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就像我自己说的那样：“像石头一样结实”——按我的判断，我们党的整个竞选运动的状况也是如此。１９７９年大选竞选运动的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我们这些在外面参加实地竞选活动的人和那些呆在总部里的人在认识上的差异日益扩大。当然，和其他人一样，政治家们也容易过于自信。但是，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７年的两次大选相比——当时安全方面的考虑显得非常突出——我在这一次大选中的信心要足得多，因为我觉得我确实体会到了选民们的感觉，他们的心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还确信，这种变化主要是由１９７８／７９年冬季的事态发展引起的，因此在工会权力问题上过分谨慎是一个糟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