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的主要的竞选活动是参加格兰纳达电视台的“格兰纳达５００”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来自博尔顿东区的一名观众将向三个党的领袖提出问题——博尔顿东区产生的议席一向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许多年来，博尔顿东区的席位总是由组成下届政府的政党获得，但在１９７９年，也许是全国的注目让这里的选民们有点头晕目眩，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喜欢这样的场面，这比一对一的采访让人感觉更加轻松。一想到这些人是真正关心英国前途的“真正的”选民，我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从“掌声测量计”显示的数值来看，我在这次竞争中获胜了。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另外一次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表明，工党领先我们零点七个百分点。在这一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问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我对这次民意测验做何反应？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希望这一情况将会推动保守党的支持者在选举那天全都出来投票。这样的回答不仅在危难时刻帮我解了围，而且我猜想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对我们的取胜构成了威胁，那就是自满，但从那时起，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自满了。接下来，我又到西北区展开了竞选活动，当然，最后一次是在博尔顿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喜剧演员肯·多德出现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根蓝色的羽毛掸子欢迎我。在肯·多德传达了来自诺蒂·阿什的信息之后——是他把博尔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保守党选区——任何讲话看起来都会显得过于严肃。但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阶段，真正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呼吁那些希望把工党赶出政府的人决不能浪费他们的选票，不要把它们投给那些小党派，而要投给保守党。

而且，必须不断地重复这个信息，直至大选投票的当天，我在５月２日星期三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在伦敦的各个选区开展活动时也到处重复这个信息，最后来到芬奇利选区的伍德豪斯中学——在那里，一群女权主义者高喊抗议口号：“我们要的是妇女权利，不是一个右派妇女”，我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挤过去。当我开车赶回位于福拉德大街的寓所时，我感到自己真的累极了。我已经有了机会，并且已经抓住了它。说来有些奇怪，当我意识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却感到很高兴。这么多天了，丹尼斯和我第一次在晚上睡足了六个小时的觉。

选举日那天早晨，我一醒来就从广播里得知，今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都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二到八个百分点不等。九点钟，丹尼斯和我一起到切尔西去投票，然后又开车回到芬奇利。在那里，我像往常一样，到委员会的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地吃了一点晚饭，然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天晚上要熬很晚的夜。刚过午夜，我就来到了设在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的计票中心。我避开外人，呆在旁边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台电视，还为我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计票一有结果，我就能迅速地知道。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一边看电视上的报道，一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中央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消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可以查到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的情况介绍。最早的几个计票结果表明我们已经获胜了，但其中也有令人感到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哥卡斯卡特选区的席位。有关我们能够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领先优势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攀升，当地市政会的议员、我的选区的主席及其夫人、我的选务负责人以及其他的人进进出出，看起来都越来越高兴了。但是，我却有意地抑制自己不要过早地流露出兴奋之情：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也是出于迷信，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期望不是太高，也就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但是到了最后，连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高兴之情了。当我走出房间去听取我自己的选区的计票结果时，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们将组成下一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只剩下模糊的记忆了——计票中心里支持者的欢呼吵闹、回到中央总部看看、还有与家人在一起的短暂的温暖、慰藉和放松。有关那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宫接受女王的授权以组建政府，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描述过了。

以如此大的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让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进行改革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对选举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后所说的那样，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议会赢得的席位比其他所有党派的席位总数还多四十三席。在这次大选中，全国有百分之五点六的选民从原来的工党支持者转变成了现在的保守党支持者，同时，保守党所获的全部选票比工党多出七个百分点，无论对哪个党来说，这两个数字都是１９４５年以来最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