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

片刻后，侍中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们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晓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政变当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斩首。

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

老皇帝李渊眼睁睁地看着十个孙子人头落地，可他却无能为力。

最后，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太子和齐王的左右亲信。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宣告中止。

同日，万般无奈的高祖颁下诏书：“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至此，李世民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八，高祖李渊正式宣布传位太子，退位为太上皇。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是为唐太宗。

从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贞观盛世——也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帷幕。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绚烂恢弘，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诚如某些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使李世民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惟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