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家庭产生了许多神学家，您是否曾经也有过当神学家的想法？

没有，尽管我现在也说不清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但确实没有。我尊重我父母所作出的选择，但我自己一直想从事非宗教性职业。

　　在家里你们常谈论政治吗？

是的，经常谈论。在我七八岁时，政治就是家里谈论的一个话题。针对民主德国的情况，我们常谈论某些事为什么是这样的，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们的生活中带较着强的政治色彩，当然，我们谈的都只是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当时的现实，但对这些事进行反思仍然很重要，否则我的大脑就要出毛病了。

　　家庭内部的政治讨论可能会有分歧和争论。

如果说有分歧与争论，也都是我常常断言，东德社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我的父母虽然也批评东德社会，但他们从来不会谈论说东德社会能否长治久安。还有，他们对经济方面的事不感兴趣，相反我却很关注。

　　那么，您是否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国家末日的到来？

不能这样说，我不会整天坐在家里等着。东德社会长期没有进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这个问题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时我的父亲也希望德国统一，但他认为西德的社会制度不太理想。他对东德社会的批评比较温和，不像我那样直截了当。我们争论的问题还有，人们生活有困难就往西德跑，这是否合理。我父亲1954年从他读大学的城市汉堡自愿回到东德。我知道，东德的教徒也需要受过正规教育的牧师，这是他返回的动机和原因。我很清楚，孩子们有权力离开父母，如果我想坚持的话，我可以去西德。

　　您父亲从汉堡到了东德，难道您没有为此责备他吗？在西德，你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没有，我绝对没有责备过他，因为把自己的生活与西德的表兄妹们的生活进行比较后，我觉得自己的童年也是很有价值的。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质较匮乏的国家里，但我的家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只是到了后来，当我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时，我才开始反思，当初父母决定来东德究竟是对还是错。但我父母在东德所做的一切与西德的同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家与西德的接触比较多，例如有来自西德的访问者、书刊等等。或许人们会说，我所展示的完全不是人们眼中的东德景像。

　　您是否曾经与母亲一起摇头叹息地说道：要是父亲不来东德的话……

没有，我没说过这样的话。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决定很清楚，但她并没有因此表示反对。她肯定有过担忧，也会害怕以后孩子们的发展机会不如在西德那样好，但父亲的这个决定她是知道的。

　　您对哪些政治事件的记忆最清楚？

对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政治事件就是1961年8月柏林墙的建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刚从西德休假回来。我们同外祖母一道去了巴伐利亚，她生活在汉堡，她的一个梦想是乘大众牌小轿车到巴伐利亚旅行一次。在愉快地庆贺了生日后，她订了一辆大众牌小轿车到巴伐利亚待了四周。司机当然是我父亲了，我们五个人一起旅行。

　　大家都在一辆轿车上吗？

一共就我们两个孩子，父母和外祖母，怎么说一辆车也够了。休假后我们就回到了家，我记得当时是星期五。在回潘考的路上，我父亲向外祖母讲到可能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他说在森林里，带刺的铁丝网到处可见。星期六到星期天，柏林墙就开始建造了。星期天父亲做礼拜时，整个教堂呈现出一片可怕的气氛。我绝不会忘记，当时许多人在哭，我母亲也哭。大家都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政治事件。第二个记得很清楚的政治事件是，有一天，我母亲突然走过来说：“肯尼迪被枪杀了。”

　　您们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边谈论问题时，是否想到可能会有秘密警察在监听？

对此，我们是有所警惕的。如果我们打电话的时间长了，母亲就会走过来说，别打了，秘密警察会偷听的，电话内容会被记录下来的。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怕被人吓唬。当然，有些话题更适合在森林里交谈，例如某个朋友处境不妙，或涉及某人的逃跑计划等。我们都觉得，即使我们平常的通话被录音，那恐怕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因此在家谈话一般也不会太担心，我们早已学会了如何生存。

　　主要是电话监听，有没有住宅内部的监听？

没有，我认为不会，我们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据我知道，也只是对房间里的电话线设置监听。我对这方面的技术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