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集体活动的愿望促使您加入少年先锋队，对吧？

不仅仅如此，当时的情况是，谁不加入，谁在学校里就得不到重视与表扬，即便学习成绩再出类拔萃也无济于事。一年级结束时我的成绩很好，但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表彰。我非常愿意受到表扬，否则我就会觉得取得的好成绩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在团里有些事情更麻烦，更让人不舒服。这让我想起1968年夏天的“布拉格之春”，当时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度假，那里群众的革命气氛感染了我们。后来当我在学校讲这些事的时候老师们都板着脸。在自由德国青年团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形。

　　您对当时那个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多大？或者您也曾经有过抵触的情绪？

我想，对很多老师，包括自由德国青年团的书记们来说，我当时肯定是一个挑战者。作为已经开始懂事的孩子，我常常提几个问题就能使他们陷入困境。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自然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我们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同学都很有才华，在允许的范围内，大家都能够适应。但老师们后来发觉，我们私下里搞起恶作剧，特别是在公民学等一些课程的学习上，或者在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某些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73年，在我高中毕业前不久，我们就真的出事了。

　　您曾被批评排演了“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节目”。

太过奖了。当时每个班级都要演一个文艺节目，我们班没有兴趣，就没有报名参加。结果，学校的广播就不停地说，十二乙班不想参加文艺演出比赛。因此，我们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搞一个节目。啊，该怎么办呢，我们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念头，我们用英语唱了《国际歌》，然后又朗诵了莫根思特尔的诗《墙角的哈巴狗》*，最后我们不是为越南，而是为莫桑比克的自由运动党**捐了款，事情就这样。其实这也不是被禁止的事情……

　　自由运动党是莫桑比克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解放运动组织。

是的。但当时政府要求为越南捐款。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进驻学校两天。此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学校的4年里，我们一直受到怀疑，却没有严肃对待。由于一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我们最后只是被警告，我们的父母也都因此受到一些牵连。我穿西德衣服的事情也受到责备。这件事导致了学校老师与所有学生家长之间的对立，因为家长们也想努力使自己孩子的穿着看起来规整些。当时我父母还做了一些事，想阻止国家安全部门对我们的不满情绪继续发展下去。

　　哦，他们是怎么做的？

在东德，如果人们感到周围环境压力太大的话，可以向上一级机关反映情况，申诉自己的意见，并要求客观地给予解决。我父亲向德国社会统一党地区领导部门提出意见，我受父亲的委托将意见书交给了当时的教会监理会成员曼夫雷德·施图尔培。我自己把意见书拿过去，这是一种程序。而我最终担心的是怕再惹出更大的麻烦。

　　老师们向学生讲述国家和党的概念时都是非常严肃的，您对此还有印象吗？

老师们肯定是要严肃对待的。在教育学生时，有些老师能适当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糟糕的是，有些老师难以对付来自学生们的讥讽挖苦的挑战性话语时，就试图利用他们的威严来解决问题。

　　在西德，不听话的学生可能会被降低考试成绩，在东德，这种情形恐怕更为严重。

这在东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东德的民权维护者都很清楚，在那里，孩子犯错，全家都会受到牵连，孩子们的所为会败坏父母的声誉。这与西德有很大的差异，株连家庭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在东德还会拿不让上大学来要挟。

是的，有些同学很担心高中毕不了业，上不了大学，或者出现其他类似的问题。

　　高中毕业后，您去莱比锡上大学，有意识地远离您的父母？

对，但更主要地是我想离开我所在的小城市。去柏林学习离父母和滕普林太近了。我知道，我会在莱比锡待上好几年时间。

　　您一定想到了，物理学专业的学习压力很大，对吗？

是的。我之所以选择了物理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学科。我一开始就想做一些不太容易的事，这对我有较大的诱惑力。我当时十分好奇，想了解伟大的物理学理论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大学前两年，我的学习很艰难，但后来就适应了。

　　您大学时的学习像在中小学一样顺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