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主要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里可以找到朋友，对吧？

对，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但并不完全只是为了找朋友。

　　自由德国青年团不仅是个业余民间机构，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对吗？

确实如此，而且您一定也知道，在东德，人们的集体活动大多是通过政治组织进行的。这好像就是所谓的组织领导原则。比如，自由德国青年团可以用马克买到低价的戏剧票。某个讨论小组想找一间房子，通过自由德国青年团很容易就可以办成，当然，前提条件是要遵守团里的规定。青年团很少有办不到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太热衷于这个工作，卷入太深的话，那一定潜在不少的危险。我不想在自由德国青年团里有什么发展，也不想在专区理事会发展，这里的一切内部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无聊透顶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一到研究所就有一些朋友的话，或许我就不会与自由德国青年团有任何接触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很清楚的，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

　　京特·克劳泽，您的那位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下台的党内同事，他对您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安格拉·默克尔曾经是自由德国青年团的专区领导人之一，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给人们洗脑。”克劳泽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曾经在自由德国青年团工作过的人，这个人反复说我从事过宣传鼓动工作，或许克劳泽读过他的东西。由于这个人对我不太友好，所以他说的话往往添油加醋，把事情说得太过严重。这个问题您应该向他提出，而不是向我提出。我还需要说些什么呢？说我宣传鼓动？洗脑？我想不起来我以什么方式宣传鼓动过。我只是一个文化委员。

　　您当时在研究所的同事汉斯-约克·奥斯滕，现任汉诺威大学教授，他曾是德国社会统一党成员，也是您参加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的“上司”，在一次谈话中说，他不能肯定您是否负责过“宣传鼓动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您确实负责过文化工作。他还说您曾组织过一些德国社会统一党不太喜欢的讨论活动，例如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

奥斯滕先生也知道我曾是文化委员。他说得对，我们组织的讨论活动有时会与德国社会统一党官方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不太一致。

　　您在什么地方担任的文化委员？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专区一级的组织机构里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由德国青年团专区一级的机关，只担任过该组织在我们研究所的文化委员。我不是整个科学院的文化委员，更不是专区的。

　　那么作为文化委员的默克尔，具体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购买歌剧的入场票，组织阅读图书，例如阅读苏联青年作家的作品，举办各种报告会。也搞过一些对当时的东德社会来说，有一定批判性的活动，我们都很热衷于这种问题。

　　您想采取这种方式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鞭策吗？

不是，不能这样想。这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我们总是想把那些必须搞的政治活动尽量减少。与一般人想像的情况不同，我们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在聚会，一般来说，一个月也就只有一到两次。平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某些诱惑的牺牲品，例如，以写墙报作为回报，到非社会主义国家旅游。我个人从未越过这个道德界限。

　　在您的文化小组内没有人想当领导吗？没有人想在这个国家里飞黄腾达吗？

或许个别人有这个想法，但大多数人是不会有的。大部分人都很清楚，这个国家里不会有大的发展前途了。真的想升官发财，那得参加德国社会统一党，那里才可能有前程。

　　您就没有想到过，“安格拉·默克尔和自由德国青年团”这个话题，在以后的某种形势下可能又会重新被人大加渲染吗？

大加渲染指的是什么？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经历，大家都知道，我也没有任何隐瞒。我们当时的生活经历，在今天看来很难被理解。人们不能理解，每个人被迫寻找妥协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永远不会忘记，1991年在什未林举行的庆祝货币统一一周年的集会上，我是那样毫无顾虑地讲到，在柏林科学院被授予博士学位时，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结业论文的情况，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该论文在当时的东德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在乡村情结的支配下，我更多地写了农民，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工人阶级身上。顺便说一下，我在那次集会上没有任何保留地讲述了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但很明显，《明镜》周刊的某些人听说了，因为随后，该周刊就疯狂地寻找这篇论文。谁知道呢，他们还以为这里头隐藏了什么政治丑闻。可惜的是，我的那篇论文在科学院的档案里没有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