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德的女性，而且又很年轻，这一切都不会产生负面作用

　　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开始允许国民去西德旅游。您还能回忆起来，当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吗？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京特·沙波夫斯基*，然后就给我母亲去了电话。以前，我们在家时总说：“如果柏林墙倒了，我们要去坎姆平斯基吃牡蛎。”我对她说，现在是时候了。可那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按每星期的安排去洗桑拿浴了。

　　为什么去洗桑拿浴，而不去大街上看看？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柏林墙会在当天晚上就被人打开了。我下午六点时和我的女朋友去洗桑拿，晚上九点时我们就跑去看了。我们一改往常的习惯，喝了不少啤酒，然后马上就去了对面。

　　去了西柏林？

是的，但我没有走远。在对面的波尔豪莫大街人行横道旁，我想找个电话亭，给汉堡的姨妈打个电话，但没有找到。尽管是在西柏林，但这里还是边界区。另外我也没有西德马克。我遇到了一些人，同他们一起去了一个愉快的西柏林家庭做客，在那里我打了电话。他们都想去选帝侯大街，但我想回去，因为第二天早上还可以再出来。今天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陌生的朋友和陌生大街上的景色，已经足够了。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平时的交往。第二天，我和妹妹一起参观了选帝侯大街。

　　去吃牡蛎了吗？

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落实。

　　今后还会补上吗？

吃牡蛎不是特别吸引我，我母亲也是如此。“去坎姆平斯基吃牡蛎”，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另外的意义，它是自由的象征。

您在柏林墙打开后的最初几天有什么想法？是否担惊受怕过？

我当时非常高兴。但在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同几个朋友聚会时，其中几位却显得有些情绪低落。他们认为没有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走，一切都朝着重新统一的方向快速发展，东德会被西德吞并等等。我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几天后，我去波兰出差，有人告诉我，下一步就是要进行两个德国的统一了。我听后感到很惊讶，当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么远。不久，我在科学院向同事讲在波兰听到的话时，他们都用迷惑不解的眼光看着我。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事态发展的认识与我们相比有较大差异，他们感到难以接受。

　　您在那些天里对自己的工作和发展前景是否也很担心？

没有，柏林墙倒塌后的那些天里，我在这些方面没有丝毫的担心。我还能想起来，11月10日在有轨电车里听到东德边界士兵们谈话的内容，他们知道军官们将要丢掉工作，都非常高兴。我当时久久地观望着对面出神。

　　两个德国的统一与东德的自由与民主，这二者哪个更为重要？

我认为，我们都是德国人，我们的国家不能长期分裂。当时我还想像不出来，这种变化将会怎么进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时喊的口号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西德马克来，我们留下来，西德马克不到，我们就去找”。如果不能很快统一，那么东德受过教育的人都要往西德跑了。现实摆在眼前，只有东德与西德从根本上统一起来，才能阻止人们的西迁。

　　对大多数东德人来说，西德马克比自由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隐藏着一个难以回答的话题。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否绝对对立。西德马克当然重要，但自由也同样重要，至少自由在当时受到的重视程度远比今天高。另外，我们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对于自由，如果没有稳定的西德马克做基础，即便是老联邦德国人也不会有多大的热情。人民生活的富裕以及国家经济的繁荣，这些都是西德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科尔最初努力推行的邦联制难道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没有，那是行不通的。当时人们有许多设想，有些人甚至设想连东西德的边界都要保持不变。人们都不愿意这样做，反对声马上就出来了。路该如何走，最终还是由经济来决定，其他都无济于事。东德的失败是经济发展程度所致，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永远都会有，但仅靠自由无法推翻这个制度。里根曾用“战略防御倡议”向东德明确地表示，苏东集团不可能永久保持它的军事与经济能力。这个观点最终看来是对的。

　　里根政府驻莫斯科大使曾经言简意赅地说道：“你们搞军备竞赛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们会坚持到底。”

事实确实如此。在欧洲，军备竞赛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对此东德也毫无办法。

　　西德似乎把东德的社会制度给彻底翻过来了？

不应该这样说，尽管这是大众观点的通俗表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是最没有意义的表达形式。德国东部的同胞是根据基本法23条的规定自愿决定加入联邦德国的。其理由既简单又有说服力，因为老联邦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更有成就，更有效益，更加自由和理性化。对于这样一种体制，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赞同，然后再提出建设性的修补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