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没有上会通过？

没有，这件事争议的高潮是在协调委员会上。时任下萨克森州长的施罗德先生在会上说，他坚决反对限制行车速度，并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理睬格丽芳夫人的抱怨。最终的妥协办法是，先在两个联邦州作试点，限制行车速度。对此，社民党反对可以理解，但基社盟却也指责我，说他们认为限制行车速度之所以能够实施是我走了后门。那天内阁突然也在下午召开会议。当时两派争执不下。会上基社盟声称，我的做法是对国家的背叛，要求我离开协调委员会到总理府去请示，施罗德还威胁说，如果我在30分钟内不回来，他就要坐车回家了。

　　内阁会上又是一片吵声吧？

不是的，大家都清楚，身居要职必须谨慎行事，同时我已经有所锻炼。我提出建议，要在两个州作试点。内政部长曼弗雷德·坎特尔反对，基社盟同样如此。但赫尔姆特·科尔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他最后说，可先在一个州作试点。这样我又回到协调委员会，最终联邦议会就这么决定了。我获得了实施反夏季烟雾法的权力。

　　1995年又出现了核废料安全运输问题，您在会上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

这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个涉及国家法制的原则问题。法律条文中有规定，国家就必须执行。这是我第一次与时任州长的施罗德发生冲突。我坚持必须负责任地和平利用原子能，而且我多次研究过减少二氧化碳的问题，并且我发觉，从减少有害物质的观点出发，利用原子能技术是应该肯定的，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清除废料工作没做好，就会出大问题。

　　1998年5月，相关企业没有兑现自己的保证，核废料密封箱多年来一直有核辐射过量泄露问题被曝光。您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否有被欺骗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被蒙蔽了。然后，我详细地了解了此事，发现主要原因是没有采取措施提高密封箱的性能。我们要求他们以负责的态度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相关企业的一些人对联盟党政府做出的决定常常不肯让步，就连生态保护方面的决定也不肯让步。今天，每当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现任政府做出的决定表现出抵制的态度时，只能摇摇头。而对这些企业的报应恰恰是1998年联邦议院大选，尤其是红绿联盟执政后所做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废除原子能工业。

　　1998年大选失败的消息您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在意识到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的那一时刻。赫尔姆特·科尔在最后一分钟显得过于激动，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与1994年的情形完全相反。当时我失败的沮丧心情瞬息即过，更多的是感到吃惊，觉得选举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在1998年选举失败后的当天晚上，科尔就自己承担了责任。难道只是他的责任吗？联盟党就没有责任？

这两者能分开吗？当时到处散发着因16年执政而筋疲力竭的说法，另外加上施罗德的巧妙表演，还有文化现象也起了作用，人们开始追求更现代的风格和更多的活力。

　　就像1969年，当时社民党张贴广告，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创造现代德国”。

是的，这多少与人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也没有再做出能让人们耳目一新的事。两德统一、创立统一的欧元，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再做什么能使人们记住的事情。这一切不能完全归罪于赫尔姆特·科尔，但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选举对手施罗德、艾歇尔和拉方丹的抵制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内阁没能展现更多的活力，这些都是选举失败的原因。

　　选举结束后，您是否感到世界已经崩溃？

崩溃？没有，我不明白，这指的是什么，是指我们成为在野党吧？我只是担心，成为在野党后，我自己的身体会变胖。从前几年的社民党领导层个人身体状况的变化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选举失败对您个人来说没有受到影响，您继续前进，成了党的总书记。

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征求过我的意见。

　　什么时候？

1998年11月7日，就是沃尔夫冈·朔伊伯勒当选基民盟党主席前不久。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此前，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作为议会党团副主席，致力于东德的建设与研究。

　　您考虑了很长时间吗？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当然，我很清楚，自己不完全具备担任总书记应有的条件，我有点狂妄，或许还有点过分大胆，但是我想推动这个党的发展，因此我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

　　然后就出现了政治捐款事件。1999年11月4日，星期四，奥格斯堡国家检察机关发布逮捕令，逮捕了前基民盟党财务总管瓦尔特-莱斯勒·基普。据说基普与基民盟前财政顾问魏劳赫一起接受了价值100万马克的政治捐款。 该款是因偷税而逃到加拿大的卡尔海茨·施莱伯捐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