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与其他教育机构不存在正式的联系，但本研究所在建立过程中与普林斯顿大学及其他附近的机构结成了密切而相互协调的关系”（https://www.iaa.edu）。此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薪水相当可观，为此有人还不无眼红地称高级研究所的缩写IAS（InstituteofAdvancedStudy）应该是高收入研究所（InstituteofAdvancedSalaries）的缩写才对。研究所虽小，但环境十分优美，坐落在一片古老森林的边上，园区宽大而绿草平整覆盖，后院的中间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湖泊，很有点田园风光的感觉。这样优美的环境中，热爱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爱因斯坦可谓如鱼得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静谧安详中与同样顶尖的同事们一起探索科学海洋中的奥秘。

1933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家事的不如意加深了爱因斯坦那时的困顿和落魄。他在1932年秋天便知道当时正在瑞士一个医学院学习的小儿子爱德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而且性格敏感，但爱因斯坦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大吃一惊。他知道，以那时的医学水平，没有太多办法可以医治儿子的病患。爱德华可能遗传了米列娃家族的一些基因，她的一个姐姐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米列娃的家族中，她姐姐佐尔卡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死在一个仓库的草堆里，旁边围着她收留的四十三只猫）。同时，二十岁的他必须面对医学院繁重的学业，这极有可能是患病的诱因。爱德华被送到瑞士的一家疗养所养病，病情缓和后才出院，并很快回到学校上课。爱因斯坦最后一次见到爱德华是1933年在瑞士的一家精神病院里，这次见面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撕心裂肺的，看到儿子变成这样他非常伤心。在最后的相聚中，他为儿子妥善安排了经济上的保障。米列娃承担起照顾儿子的大部分事务，一直到她1948年去世。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家十分尽心地照顾爱德华，但儿子的情况却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并且在那儿长期接受治疗，只是偶尔回家一趟。米列娃坚持不懈地去探望儿子，虔诚地希望他能好起来，一直到她自己也病倒了，不幸罹患中风。从此米列娃的身体状况也不行了，几年以后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爱德华也于1965年五十五岁时在精神病院里去世。

旅居在外的爱因斯坦和爱尔莎1933年6月到牛津大学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他首次作了赫伯特·斯宾塞演讲，探讨理论体系的发展——即所谓的“偶尔被描述为神秘和令人敬畏的一些事”——和科学研究中纯粹理性的作用。他第一次用带有很明显口音的英语作演讲，认为纯粹理性可以抓住客观真实，还用数学概念来进行证明。在英国期间，他拜访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爱因斯坦回忆起对丘吉尔的印象时称，这位英国的战时硬汉是一个“聪明异常”的人。他称丘吉尔对德国正在增长的危险与他持有同样的警惕，认为英国应该做好应对法西斯战争的各方面准备。

他在英格兰还作了另外一个演讲，然后在苏格兰度过在英国的最后十天，他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的讲演中提到了广义相对论，因为这个演讲的发起人希望他讲讲自己科学成就的历史，他选择广义相对论作为这次演讲的主题，按他自己开玩笑的说法，为自己的东西脸上贴金比往别人的东西上贴更容易些。在这篇演讲中，他回顾了影响他最终发现理论的前辈物理学家的理论和想法，也勾勒出发现自己理论时必须克服的困难。7月，他从英国回到比利时。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的幻想终于归于破灭，他放弃倡导通过退让而实现和平，反之，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世界德国已准备再一次掀起世界大战。尽管很不情愿，但他的理性告诉他，一些与他渊源颇深的欧洲国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如比利时。他认为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有依靠强化本国的军事力量才能抵抗强大而邪恶的敌人。在当时情况下，他声称如果可能，他将会毫不犹豫地参与保卫欧洲文明、抗击纳粹的战斗。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希特勒的残忍和反人类的罪行让他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投入倡导以正义战争终结邪恶战争的运动中，认为只有当军事独裁主义和纳粹分子被消灭，和平主义者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由于他临时改变立场，一些和平主义领导人指责他是个见风使舵的变色龙，背叛了原先和平主义追求。即使面临诸多指责，认准了纳粹本质的爱因斯坦依然坚持，必须与德国的军事威胁作斗争。

9月，爱因斯坦已作出离开欧洲到大洋彼岸的的抉择，他们一家回到英国住了四周，然后从那里乘船出发到美国。他于1933年10月3日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艾尔伯特厅作了最后一场鼓舞人心的反纳粹演讲，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场演讲。他在演讲中提醒听众，欧洲正在经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险，并赞扬英国人民对民主传统的忠诚和坚守。他总结说：“只有经历危险和剧变，国家才能走向更进一步的发展。”英国人很喜欢这个直言不讳的科学家，根据《新政治家》杂志中一篇文章所述，人们把他看作是“勇敢、慷慨的流亡者的象征，心灵纯洁、精神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