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我睡得不好。第二天早晨我醒得迟，还是黄文元同志来叫醒我的。

“李林同志，你是不是生病了？”他站在炕前睁大眼睛关心地问道。

“没有，我很好，”我答道，连忙从炕上跳下来。

“你要当心啊。我怕你过不惯我们这种生活。这两天我们这儿打摆子的人多起来了。我们班长昨天晚上也打过摆子了。你觉得不舒服，马上就跟我讲，我就去找卫生员来。指导员、副队长都关照过的。万一你不当心得了病，家里人晓得多着急啊，”他一本正经地起劲说，好像害怕我不相信他的话似的。

“谢谢你，我会当心的。”我感激地答道。我接着就问他：“你身体好吧？在朝鲜生过病没有？”

“李林同志，你不要看我生得短小，我身体很好。我从来不生病，”他孩子似地得意说。“在这儿日子过得很快乐。同志们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工作，大家感情很好。我写信回家，家里人都高兴。”

“你常常跟家里通信吗？他们都好吧？”我插嘴问道。

“我两三个星期写一封信回去。我父母都不认得字。我两个妹妹都还小。我去年五月报名出来的时候，我们乡里头在进行减租退押。我父亲从前耕地主的田，现在来信说，分到土地耕自己的田，日子过得好多了。有一个小妹妹在乡里头上学念书，”他兴奋地说着他自己的故事。说完，他不让我再讲话，敬个礼就走了。

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天开始下起雨来。起初雨很小，但是在我们吃饭的中间雨突然变大了。我吃完饭，回到住处，虽然只有十几步路，我的雨衣已经湿透了。

我坐在洞子里补写了几天的日记。我想起今天上午有小组讨论会，便冒雨到三班去旁听。

战士们分坐在三个炕上，讨论已经开始了。昨天打过摆子的三班长坐在洞口一个小凳上，看见我就站起来让路，请我进去。别的同志坐得靠拢一点，让了一个座位给我。我只好爬上炕坐下了，正坐在黄文元同志的旁边。

陈大仁同志正在讲话，让我打断了，现在他继续讲下去。洞子里光线不够，我不能看清楚每个人的脸。可是陈大仁同志正坐在我对面，座位离洞口近，所以我看见了他那种严肃认真的表情，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只朝洞外看。我听见他说：

“……保卫开城，不仅要有决心，还应该有信心。大家要这样想：不能够依靠别人，应该依靠本小组。上级号召寸土必争，要做到这样，第一，要大家一条心，第二，要有至死不屈的精神。……”

陈大仁同志的嘴刚闭上，黄文元同志的激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他说：“我说！”王国兴同志也说：“我来说！”但是黄文元同志开口在先，所以三班长叫黄文元同志先讲。

他一开口就很紧张，眼睛望着地上，声音低，而且有点发抖，跟他平时讲话完全不同了。他好几次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意我们。我们绝不能让全世界人失望。……我们要把一切顾虑丢开，不能有一点儿依靠飞机大炮的心思。到了某一些情况，只有一个人也得打。我们要学赵伯生排，打得只剩下两个人都挂了花，他们还守住山头，赵伯生烈士身带重伤，敌人攻上来要抓他俘虏，他跳崖牺牲，另外那个同志用冲锋枪打死了敌人，到底守住了阵地。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好的工事。我们现在有坑道，随便敌人好多人来攻，我们一定要消灭他在前沿。……”

他讲话讲得慢，显得很费力。他说了这段话，额上冒出了汗珠。他好像还想说下去，但是他再找不到他觉得适当的话，他忽然粗声讲了一句：“完了。”就闭上嘴，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揩汗。王国兴同志接着发言了。

讨论认真地继续下去。每个战士都讲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话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却差不远，大家的心是一样的。

会结束以后，雨还没有停止，仍然哗啦哗啦地下着。我先走出洞子回自己的住处去。

我刚走进自己的洞子，脱下雨衣挂起来，就看见黄文元同志和另外一个年轻战士一块儿走过洞外向右边去了。他们披着雨布，一个人拿洋镐，一个人拿铁锹。过了不到半个钟头，他们从原路回来了，又走过我的洞外。

“黄文元同志，”我在洞里唤他，唤了两声。他已经过去了，又走回来，下了台阶，进到我的洞里。

“李林同志，你在喊我吗？”他带笑问道。雨点像珠子似地从他披的那张雨布上滴下来。他把洋镐靠壁放着。

“你们刚才到哪儿去？”我问道。

“班长喊我们到弹药室去看看。雨下大了，害怕淹水。还好，没有淹到，”他答道。他朝洞里四处看了看，马上又说：“李林同志，你要当心啊。今天这场雨不停，不到天亮这个洞子又要淹水了。这儿山上都是这种砂石，一下雨，到处都浸水。”

的确这个洞子里，地上壁上发潮，泥土也浸了水在发亮，好像没有一块干地方似的。我不愿意多耽搁他的时间，我只说了一句话：“幸好朝鲜的雨季过去了。”

“还不能说完全过去啊。不过这些洞子也不会出大毛病，”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一句：“我等会儿再来，”就拿起洋镐走上台阶，走到大雨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