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拼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吧。”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吧,”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借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吧,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前面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吧。’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吧!”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了,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