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傍晚我走过长堤到太平路新亚酒店去看朋友郑。他是那个旅馆的账房。三十圆毫洋的月薪，他就用这个小小的数目养活他一家人！

十年前我和他曾经通过好几封信，那些信里充满着青年的献身的热诚。他和我一样在十五六岁光景就看出了现社会制度的罪恶，投身在社会运动里面。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杂志，第一次和他见面，那时我们都还是年轻的孩子。可是如今在多年的分别以后，我再看见他，他的嘴上已经生了一圈胡须。从他的谈话，从他的举动，我看出来：他老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知道，三四年前他在南京铁道部服务时，也曾有过一些物质上的享受，那时他的境遇好，收入也不错。他就在那个部里，认识了他现在的夫人。他们结了婚，也有过快乐的日子，但是生活的担子渐渐地压住他的肩头了。

物质上的享受很快地变成了生活的负担。这个担子一天重似一天，许多年轻的肩头就被它压得紧紧地不能动弹。我亲眼看见我的许多朋友就是这样地给毁了的。他们从反抗现社会的路出发，结果却走到了拥护现社会的路上。他们自己似乎并没有疑惑，也没有悔恨，却使得一些人暗中为他们痛惜。我写《一个女人》时，我的心很痛苦。

郑自然不曾走到这一步，他至今还在生活的担子下面挣扎，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但是现在他老了，他的肩上已经挑着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孩了。

在这种情形里我们的会面是快乐的，但又是悲痛的。我们谈起十年前的情况和十年来的变化，我们都不能没有感动。

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另一个朋友又跑了进来。郑便约我出去“饮茶”，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恢复了自由，晚上的时间他还不曾卖给旅馆。

茶楼上很吵闹，两个姑娘在那里轮流唱戏。锣声太响，把人的耳朵快震聋了，我们对面谈话都听不清楚。我们实在没有福气享受这种吵闹的音乐，就逃了出来。

“还是到长堤上散步去。”郑在和那个朋友商量。我没有什么意见。

三个人在路上慢慢地走着。郑领路。他走过一条街，又穿过一条巷，有时候他和那个朋友低声说话，有时候他也告诉我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到了江边，在一段较僻静的路上，许多女人在那里问过路人要不要小船。他们雇了一只小船。一个中年女人把我们引到了黑暗的码头边，许多船在黑暗的背景里显出来。

我们走下几级石梯，一条窄的木板放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引到一只小船上，我们又得从这只船再跳上另一只。

船上有一个中年男人，他看见我们坐下，就把船撑起走了。中年女人在后面荡桨。我们的船开始在许多船只中间找一条路穿出去，这样地划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地方是这么小，许多船都挤在一块儿！

很奇怪，一转弯，在我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船就好像流进了一个闹市。我仿佛坐着黄包车走过一个小城市的热闹街道。我的眼界变换了。两边都是灯烛辉煌的商店，每一家门前都坐了几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年轻女子，有时候还有两三个。她们的脸上粉擦得很多；衣服却并不讲究，大都是一身浅色短衫裤；脚全光着……

这是什么样的街道呢？

不，两边并不是什么商店，它们都是船，都是画舫。它们比我们的船大，比我们的船好。它们排列在两边，中间留下一段路让往来的游船经过。这样的街一共有四条。我们的小船就要走过这四条街。

“这两毫子也不容易拿啊！”朋友看见船夫费力地撑船的样子，发出了同情的感叹。这时候许多游船在街中间拥挤着。桨简直没有用处。船靠着船，而且靠得那么紧，差不多没有一点缝隙。要移动船，就全靠着一根竹竿和一些手。这时候四面都是人声。

迎面来的也是画舫，画舫里面常常是一对男子抱着一双姑娘，或者一个女子陪着两三个男人，坐在小圆桌旁边谈笑。有一只画舫里坐着一个老头子，他的左右两手各抱一个姑娘。那些年纪大的人，种种肉麻的样子都做得出。这些终于都流到我们的后面去了。

这闹市还没有完结。我们的船继续往前走。两旁的画舫依旧固定地摆在那里。一只一只地紧紧挨着。有几只上面客人在打麻将；有几只上面姑娘就坐在船头向过往的船只兜生意；有几只上面姑娘们对着镜子在擦粉。

四条街终于走完了。我们的船离开明亮的地方往黑暗里流去。它走过最后一只画舫时，我却看见了一只大船。这只船与其余的完全不同。船上也是灯烛辉煌，但是它摆起了庄严的面孔。不知道怎样我先前竟然没有把它看进眼里，现在我的眼光却自然地落到它上面了。我看见站在船头的一个警察和挂在船头的一块招牌，招牌上大书着“××××花捐征收处”。

这块招牌不过十个字，它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真正靠着女人的皮肉吃饭的是一些什么人。至于国家每年收入的花捐数目之大，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了。

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失声笑起来。在付了“两毫子”的船钱上岸以后，我们谈起这件事情还觉得好笑。

回到机器总工会，时间已经很迟了。我进了房间，把手里拿的一册福耳的《拿破仑论》往桌上一放，就躺在床上睡了。这本《拿破仑论》是郑借给我的。他说写得很好，要我读一遍。我后来果然读了。我简直看不出书的好处，我连译文也读不懂。

我第二次再看见郑，我把《拿破仑论》还给他，我很抱歉地说我看不出这本书的好处。我又问他那天晚上我们去的地方是什么名字，他说是“鬼棚尾”，并且解释道：“鬼棚”是租界（即沙面），因为中国人从前叫西洋人做洋鬼子。“鬼棚尾”不用说就是靠近租界的地方。

1933年6月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