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凌晨两点，似乎是她，从被窝里爬下床，站在窗前。隔着窗纱向外望着。画面的上方是楼前的高大川杨探进“景框”的枝叶，被枝叶遮挡的是被路灯光映得看不清颜色的天空。天是少有的晴朗，可以看见一轮淡月，月的上半边有清晰的圆弧，弧以下则逐渐变淡，看上去如惨白的人头骨。月的下边是马路对面的旧楼房，马路上时而有汽车呼啸而过。

她站着，身披我的棉衣，下边露着两条美丽的长腿。

“看什么呢？不冷吗？”时值初春，即使是成都，屋里也寒气袭人。

“今天是你生日。”她似乎被我的“冷”字唤醒了，赶紧返身回床，鱼一样钻回被窝。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已冻得凉冷如冰。

“不，是昨天。昨天是我的生日，现在已过了零时，是三月四日了。”

她笑了：“对，三月三日才是你35岁的生日。你生日过去了。”她搂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胸口，她尖挺的鼻子顶入我的肩窝。我能感到她鼻子的冰冷。她开始轻吻着我，说：“我喜欢你，爱你。”搂着我的手紧紧扣住我。

我知道我应该说“我也爱你”，或者说“我更爱你，爱得无与伦比，无可救药”之类，却无法脱口而出，虽然我不止一次这样下决心。接着我说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别的话。

“我辞职了，昨天。”

她没接茬儿，她肯定在暗自伤心。她在我后背逐节触摸我脊骨的手也停了下来。

这时我突然又想起了怪胎的问题。我问她可知道造成怪胎的因素有哪些？畸形的精子？病态的卵子？还是受了精的卵子投放到了被化工厂污染了的土地（如今的化工污染就连女人的子宫也不放过）？怪胎一出有返回的途径吗？如同点击电脑“返回”键一般？我不得而知。

“怪人一个。你不是又在想证券市场吧？”她有点儿失望，似乎更伤心了。虽然语气经过了刻意地掩饰。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即使是怪胎，怪胎本身也没错。

此时更加暗自伤心的是我，我不知道她是谁，我希望是柳燕，正因如此，我才在生日的当晚或翌日凌晨在梦中与她相会。

我算怪人？我似乎再正常不过。

“简直就是怪人一个。”那天雁鸣来办公室找我，我正在给北京奥运会筹委会打电话。我问他们网上传说奥运会主会场火炬直径有35米是不是真的。对方问我究竟想说什么。我告诉他火热的北京的八月，以直径30—35米的火炬熊熊燃烧18天，残奥会再烧16天……消耗能源、污染环境不说，热度之高人怎么受得了？为什么不能改用电子火炬？我问他们是不是传统地见了火炬就有些激动？很不屑的那边也说了句“奇怪的想法，怪人”。郑雁鸣等我放下电话，说的也是“江凡，你简直就是怪人一个”。

柳燕也说过：“没见过你这么怪的人。”

我真的很怪？我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日三餐，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身体健康，看见漂亮女人，心里也会暗吐芬芳，希望富有，向往幸福生活……这不正常吗？虽然35岁至今未婚，可那只能说没有女人看上我，或者说我没找到合适的，又不太想将就而已。

但我还是暗自神伤，悲从中来，我想到了这个生日。

我几乎没有一年是在生日当天记起自己的生日。常常在生日到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某个日子想起某日是自己的生日，又总是在生日已过去之后才会恍然记起，哦，又忘了过生日。那时心中常生出点儿惋惜或伤感。可偏偏35岁生日那天我记起来了。那是我在掌门人办公室宣布辞职，递上辞职书出门之后，要去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想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日子，让自己这么晦气的时候。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仍未反应过来。但在桌子上看到台历，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上面做了标记：我的生日，那时我就有点儿哭笑不得。

之所以记不住生日，肯定与没生日活动有关，当然一定与处境有关。就好像同一群人中，有人会下意识站在边缘，或无意中立于阴影里，那肯定与他的地位、处境、心情有关一样。关于我的生日，记得母亲对我说过家里曾为我挺正经地办过一个生日筵席，那是在我一周岁时。我自然不会对此留有任何记忆。后来家境差下去，生日自然就不被当回事。我能记住的是读小学五六年级时，某个早晨醒来，手心里突然有一只红皮的煮鸡蛋，还留着余温。妈妈在我醒来时微笑着说宝贝儿子今天你过生日……小学一毕业我就离开母亲去市内读中学，回乡看望母亲的日子从未与生日重叠。于是，生日自然就只是个日子了。

其实我在这个城市里并非不识一人。至少有郑雁鸣、叶林丹和柳燕与我关系密切。郑雁鸣是我从中学一直到读研时的同学，关系好得一塌糊涂，几乎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现在关系依然老铁。与雁鸣的亲密关系几乎让我怀疑自己究竟还算不算是真正的社会底层。因为郑雁鸣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省会城市的市长助理。我，是市长助理的老同学，感觉应该非同一般。遗憾的是我从未享受过这种美妙的感觉，我甚至害怕这种感觉。叶林丹是郑雁鸣的女友，搞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点儿暗恋着她，虽然我知道这很不应该。柳燕是叶的朋友，后来我对她梦寐以求，渴望与她同床共枕。但生日那天晚上我莫名其妙地梦到了另外一个女人，清晰地知道要娶她为妻的女人。

昨天我抱着一个装着杂书杂纸的纸箱走回住处后自然没有再走出去的兴致。一个人坐在窗台上边喝啤酒边望着外边发呆。

辞职是我酝酿了几个星期的事儿。与我有关系的那家证券公司新近换了头儿，什么无耻的念头都可以成为“制度”，但没有一条是尊重人的，还“以人为本”呢，笑死个人。

我仿佛听到了《斯卡堡罗集市》的歌声——低缓的，很有磁感的沙声合唱，天籁一般的声音更如琴键弹奏着心灵的乐音。我的意识如蒲公英那毛茸茸、白亮亮的种子小伞，随温软的春风飘向野外……先是川西坝子三月春光：广大得如海一样的油菜花在竹丛的映衬下直铺到天际，翠竹与丝柳在河边轻摇着春色……接着那油菜花的风景便变成了辽南春天盛开着金子一样灿烂耀眼的蒲公英花的春野。我想娶她为妻的黄春英，背着书包走在田间路上……本来景色很好，可就在此时画面变黑，紧接着，哭声就飘过来。那是极力压抑着的，却又从细小的缝隙中迸出的哭泣。所以哭声来得针锥一样地穿人心肺。

我终于醒来。室内已有些发白，我看看电视才知道昨夜没关机——大鼻子霍夫曼正站在没有花朵的美人蕉后面，忧伤地看着因他的过错而被深深伤害从而坚决拒绝他的女友——他只能远远看着她把行李扔上汽车，伤心地离开家迁到异地去。歌声再起，大鼻子霍夫曼正开着他的小红车穿越一座美丽的大桥。我伸手摸到昨夜喝剩的啤酒，只一口便喝干，脑中想着刚才的梦境和幻听的哭声，看看墙壁四立，我孑然自对，不禁有些失落。这时我恍惚感到自己似乎又失去了点儿什么。

是什么呢？

又想到了生日那天的辞职——罢了，真是无可救药。

是啊，我又辞职了，准确地说是又失业了。我不想这样。尤其不想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辞职。但，不辞行吗？说是辞职，不过是给自己抹抹面子，人前说起好听那么一点点，而且本来就不算有什么“职”。你不过是个证券经纪人，假如当了哪个明星的经纪人那当然会炙手可热得脚不沾地，可你的职责不过是帮证券公司拉拉客户，你从中提那么一点儿“成”，比例低低的那一种。你这“证券经纪人”把佣金谈得那么低，又把优惠全让给了客户，客户量又不大，证券公司怎么会把你看做员工？你充其量不过是被允许在你递给客户的名片上印上某某证券公司几个字而已，所以说，算不上失业，换个门儿而已。我边用纸箱装好我全部的东西边对自己说

我倒不在意是叫辞职，还是叫辞退，还是叫失业，或是叫别的什么，也没人会让我作失业登记或是给我什么社会帮助。没人关心我。让我感到有点儿不适应的是突然没事干了，又闲起来了。早晨用不着一再看表，担心睡过了头错过上班的时间，也不用关心今天是星期几，有无例会之类的琐事，反正自由了。但我心中有点儿苦闷的是我获得了“自由”后没有幸福感，反而心中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