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裁断的争端通常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涉及的金额也就是二十个卢布，至多五十个卢布。我听说有些拉比接的“大”案子，涉及成千上万个卢布，诉讼双方都有自己的仲裁人。可这种事儿只有住在华沙北部有钱的拉比才碰得上，我们这片儿不会有。

但有一年的冬天，我们家竟接了一件大案子。直到今天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有钱人要选我爸爸做他们的法官，因为他的天真、不谙世故是出了名的。我妈妈坐在厨房里，忧心忡忡，她怕爸爸理解不了那些复杂的事情。一大早，爸爸就取下《哈森－密西帕特》《哈森－密西帕特》是十七世纪完成的有关犹太律法的权威法典《备好的餐桌》(参第34页注释)中的一部分。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即使他不熟悉商业、生意上的问题，至少也得了解相关的法律吧。很快，诉讼当事人来了，还带来了他们各自的公断人——这两个公断人自己就是拉比。其中一个当事人个子高高的，留着稀稀拉拉的黑胡子，一双漆黑的眼睛含着怒火。他身穿一件长长的皮袍子，脚蹬一双锃亮的高筒橡皮套鞋，头戴皮帽子，嘴里叼着个琥珀烟斗，身上散发出一种显赫、博学、精明的味道。等他脱去套鞋，我见到红色衬里上印着镀金的字母，听人说那叫花押字。他带来一位公断人——一个留着牛奶色胡须，有着一双活泼、带笑的眼睛的拉比。这位拉比肚子圆滚滚的，丝质的背心上挂着一串银链子。

第二个当事人是个矮子。头发花白，穿着狐狸皮大衣，叼着一支大大的雪茄。他的发言人长着浓密的黄胡子，鼻子长得像鸟嘴，配上一对圆圆的鸟一样的眼睛。他摘下帽子，光着头，过了一会儿，又戴上一顶立陶宛犹太人戴的那种丝质的室内便帽。

在我们家，研习《托拉》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可是这几个人带来了世俗的空气。我呆望着他们，好生疑惑。那两个拉比，也就是公断人，相互开着玩笑。他们很老练地微笑着。我妈妈端来茶，还有安息日剩下的柠檬和糕点。那个眼睛会笑的拉比跟她打趣似的打招呼。

“拉比夫人，也许你有办法让夏天到来？”他不像我爸爸那样调转目光，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我妈妈脸羞得像个小学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接着，她恢复了镇静，回答道：“如果我们得过冬天，那可能因为冬天是必要的。”听证会很快正式开始了。这个案子牵涉到成千上万个卢布。我竭力想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很快就没了头绪。都是有关买呀、卖呀、订货呀、货物装载之类的。他们谈到信用、纯利润、毛收入、账簿、分类账、利息、借据等等。参与调解的两个拉比精通商业术语，而我爸爸却不停地请求解释。作为他的儿子，我时常感到羞愧、难堪。讨论时不时地会中断，隔壁邻舍的妇女会来问她们刚宰杀的鸡合不合教规。

拉比审判延续了好几天。这期间，我了解到拉比们并不都像我爸爸那样。这两个拉比取出自来水笔，在纸上涂画：线条、圆圈、正方形。每过几小时，我就被叫出去买小吃：苹果、蛋糕，甚至香肠和冷盘。我爸爸从不碰熟食店买回的肉，就是完全符合犹太饮食法的店里出售的也不行。可那两位拉比吃着烟熏肉，还很内行地品评味道怎样。有时辩论中止一下，一个拉比会讲个故事。另一个拉比不甘示弱，他也会讲一桩逸事。接着，他们开始讲到外国，不同的疗养地。我了解到，这两个拉比去过德国、维也纳和其他遥远的地方。我爸爸自然坐在首席，主持会议，但在这两位世故老练的神学学者和他们圆滑的谈吐面前却显得无足轻重。

不久，我开始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并且吃惊地意识到这两位公断人并不真的关心谁对、谁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各自只是迂回曲折地想法证明自己一方有理，反驳对方的论据。

我怨恨这两个狡猾的拉比，但同时又嫉妒他们的孩子。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家里有小地毯、沙发，还有各种可爱的东西。其中一个拉比有时还提到他的妻子，这可是最令人惊讶的了。我爸爸和其他男人说话时，我从未听他提到过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