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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但是对于探亲回家的上海知青胡志虎来说，这一天似乎更加令人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因为这天上海天气格外晴朗，黄浦江两岸春光明媚，彩旗飘飞，到处一派欢歌笑语的节日气氛。

然而他却是一个外来人，上海的一切兴盛荣辱与他无关。

“上海能够容纳一千万人口，为什么偏偏没有我的立锥之地？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兵团战士胡志虎就是这样怀着对上海的深刻眷恋和被都市文明抛弃的巨大痛苦登上人生的最后一趟西行列车的。

五个月前，胡志虎请探亲假回沪治病。经医院检查，他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和癫痫。农场却以超假为由拒绝发放工资和粮票。胡志虎先后给农场领导写了七封言辞恳切的请假信，并寄去盖有公章的医院证明。但是信件并不能改变领导对知青超假的一贯看法，他们坚持认为知青的一切病假证明都是弄虚作假和靠不住的。因此直到四月里的某一天，农场正式向超假在外的胡志虎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警告如不归队将予以严厉处分，这样才促使事情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我们姑不论农垦知青胡志虎是否患有疾病抑或是装病，但是他曾经为农场建设贡献了整整九年零三个月的美好青春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任何人来说，付出的结果不是换来宽容和理解却是一纸冷冰冰的处分警告，这样就使得心胸不够宽阔的上海知青对于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深感绝望。从另一方面讲，胡志虎长期客居上海家中，既无工作，又无收入，逐渐沦为家庭和社会中那种不受欢迎的多余人。回边疆不堪设想，上海亦非久留之地，他内心充斥的飘零感和落魄感无疑是极其强烈而且真实的。

农场的决断态度加速促使他的精神走向崩溃。

五月一日这天上午，当东方大都市上海的一千万市民都喜气洋洋沉浸在节日气氛里的时候，来自云南边疆的并不强壮的男知青胡志虎却漠然地告别父母，佯称外出找同学“白相（玩玩）”。他将半新的的确良外衣、皮鞋、手表留在家里，换上兵团时期缀了补丁的旧军服和布鞋，然后离家出走，独自登上开往杭州方向的沪杭慢车。

两天后，在距上海一百多公里的沪杭线许村车站，一名青年男子卧轨自杀的尸体被人发现。死者身上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医院开具的病情证明，警方由此弄清死者身份并排除他杀的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云南边疆雨季即将结束，农作物丰收在望。

陇川农场一分场三连知青排长、团支部书记杨先智接连收到两封成都急电，他把电报悄悄藏起来，然后一如既往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投入“大战红九月”的秋收战斗。

九月末最后一天，小杨破例向连部请了半天事假，理由是到分场去看病。到了分场他并没有去卫生所，而是进理发室理了一个当时知青中流行的学生头。

下午例行国庆会餐。连队宰了一头瘦猪，全连干部职工兴高采烈，个个喝得头重脚轻。

晚上，团支部召开支委会，布置四季度工作。一向节俭的团支书破例向与会者散发了“春城”香烟和水果糖，于是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会议气氛友好祥和。每一个人都从团支书身上感受到真诚的友谊和温暖。

散会，团支书站在门口同每一个人握手，并祝大家节日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