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某县人事局干部郑连富：

“七一年那阵我刚刚提干，部队在成都‘支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接人，我们接到命令去配合工作。上级说了，要宣传大好形势，不许暴露阴暗面。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不知为什么，云南来的现役军人很少，我们的任务主要以兵团干部的身份到处给学生作动员报告。我根本没有去过云南，更没有到过边疆，上级把宣传材料印发下来，我们就照那些材料去讲。至今我还记得‘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一跤跌在花生里’之类的话，连我们私下都在议论，果真有这么好的地方，还用煞费苦心动员人家去吗？

“问题怪就怪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怀疑。我们身穿绿军装，领章帽徽格外鲜艳夺目，我们往台上一坐，台下就激动，就眼睛发亮。我们大讲‘参军’光荣，手持钢枪，保卫祖国，讲发军装，享受军队待遇，讲边疆的战斗故事，等等。台下就热血沸腾，呼口号，仿佛他们真要去参军打仗一样。我们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进行欺骗，因为我们是动员上山下乡，动员当知青。如果你过多宣传阴暗面，那么就不会有人报名去支边……对不对？认识生活嘛，总要有个过程……”

郑连富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至今未能当上县团级。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搞张文凭。

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谭向前：

“我是高六六级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当农工，后来调到水稻连当排长。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大扩充，需要几名老知青用现身说法动员内地学生支边。我们团选中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用领导的话说，是一次考验，考验我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就是是否让领导绝对放心。我是工人子弟，家里没有背景，我当然明白这次重任对我个人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我甚至已经意识到这个转折将对我一生的命运起作用……“在四川，我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轮流到每一所中学给毕业生作报告，随心所欲地讲用，发挥想象力，用‘现身说法’打消同学顾虑，激发他们对边疆的好奇心和向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是知青，并且来自伟大首都北京，所以那些成都学生对我的话几乎深信不疑。我不敢说我的话每一句都是实话，但是我百分之百贯彻了领导意图，我相信这样做是革命需要，是上山下乡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当然，我更清楚这是我改变自己命运前途的需要……“我在成都、重庆先后讲用约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我承认自己的确隐瞒了一些阴暗面，一些不利于大好形势和上山下乡的东西，我的讲用报告客观上对同学起到蒙蔽作用，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错。因为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另外一个李向前或者王向前来讲用，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

谭向前因此荣立三等功一次，很快入了党，并提拔做了副连长。一九七三年推荐上大学，占领上层建筑。毕业后衣锦还乡，在首钢工作至今。

他认为自己一生过得还凑合。

4

美丽的谎言点燃了整整一代人的热情。

由于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有前车之鉴，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已经和正在经历理想破灭和被原始农村劳动改造的巨大痛苦，农村的现实又使他们面临生存和就业的严峻考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贫困。人们不再把上山下乡当做理想而是视为畏途。这时姗姗来迟的建设兵团的神话给即将毕业的成都中学生带来一线希望。

“有些家长很不像话，给娃儿带这带那，”成都教育局革委会主任、老资格军代表在大会上狠刹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这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到边疆去干革命，又不是去享福！有的女娃儿，连草纸都要带，带那玩意儿干啥？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什么？要摆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俺们过去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揩屁股俺北方老乡捞块土疙瘩就解决了嘛！……”

这位军代表当然不会给子女带草纸，因为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当知青。

“我本来可以留城，也可以进工厂。”成都南开中学七〇届初中生胡玲说，“我有两个哥哥在农村，按政策应该‘三留一’（即三个子女选留一人不下乡），但是听说建设兵团来招兵，我立刻动心了，决心去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