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１９３５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