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我们现在来好好看看《春秋决狱》的这一小段到底在说什么。

这一小段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提问题，第二部分是董仲舒回答问题，这两部分是主干，最后第三部分是皇帝的简单批示。

问题问的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案子：某甲没儿子，在路边拣了个弃婴，收养下来，叫做某乙。某乙长大成人之后，有一回犯了罪，杀了人，回家之后就把犯罪经过如实告诉了养父某甲。某甲知道事情不妙，就把养子某乙窝藏起来。现在案情都清楚了，我们为难的是，不知道该把某甲定什么罪？

先别管董仲舒怎么回答，想一想，你觉得某甲应该定什么罪呢？

窝藏凶嫌，应该判个几年吧？

不过，这有什么难判的呢？很简单的案子而已啊？

现在我们看这案子很简单，在当时可不简单，问题的症结就在某甲和某乙的"父子关系"上：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小尼姑包庇令狐冲，这还好办，可爸爸包庇儿子，这……再说了，他们到底算不算父子关系呢，他们只是养父和养子而已呀？

董仲舒的回答是：某乙虽然不是某甲的亲生儿子，但这种父子关系我们是应该肯定的。《诗经》说："螟蛉有儿子，土蜂背起它。"《春秋》的道理是：父亲天经地义地要为儿子的过错作遮掩。所以，养父某甲应当藏匿养子某乙，这是没有错的，不应判罪。

皇帝下的诏书总结说："那就没某甲什么事了。"

先说说文风。这种一问一答的风格是不是很眼熟啊？不就是《公羊传》的风格吗？看来，董老作为公羊学大师，搞起法律来也是公羊味儿十足啊。

这个推论非常合情合理，惟一的问题是：它是错的。

那时候的法律文本流行这种风格，并不是学自《公羊传》或《榖梁传》。《公羊传》和《榖梁传》从战国以来一直都是口传心授，到汉朝才被正式书写成卷。而秦简《法律答问》却早已是这种腔调了。更有意思的是，法律文本好像应该援引相关法条才是，比如说《刑法》某某条怎么说，《民法》某某条怎么说，可董老援引的却是《诗经》怎么说，《春秋》怎么说，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可真不像是在搞法律。

《诗经》里的这句"螟蛉有儿子，土蜂背起它"（螟蛉有子，蜾（guo3）蠃（luo3）负之）传入了民间，我们听评书里常说的一个词，叫"螟蛉义子"，就是从这儿来的，很古雅吧？螟蛉是一种飞蛾，蜾蠃是一种土蜂，古人观察到土蜂把飞蛾的幼虫扛到自己家去，以为土蜂这是把飞蛾的幼虫收为养子，所以就有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这个说法。其实土蜂没那么好心肠，它之所以收养"义子"，是要拿它们来喂养自己的亲儿子。这个血淋淋的真相我知道，现代昆虫学家也知道，可董老当年不知道。

至于《春秋》的那个"父亲为儿子的过错作遮掩"（父为子隐）的精神，大家可能也会觉得眼熟。《论语》里有这样一个名段，说叶公对孔子说："俺们那疙瘩有个耿直的人，他爸爸偷了人家的羊，他把他爸爸给揭发检举了，够耿直吧！"孔子心说："要这么说，俺们那疙瘩耿直的人更多，别说儿子检举爸爸，就连老婆检举老公，亲兄弟、好朋友互相揭发，你打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的人伦怪事一应俱全。只有你叶公想不到的，没有俺们这疙瘩没发生过的。"可孔子嘴上却说："我们那儿的直性子跟你们那儿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过错，儿子为父亲隐藏过错。"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又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精神，体现的是：先礼后法、礼比法大；先亲情后国法，亲情比国法大。

所以，就这个案子，董老的逻辑是：养子和养父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本着《诗经》精神，应该将之等同于实质的父子关系；下一步，按照《春秋》精神，父亲应该为儿子隐瞒过错，儿子应该为父亲隐藏过错。所以，养父藏匿犯了罪的养子，这是合乎《春秋》之义的，不当判罪。

董老的这个逻辑在儒家之中非常贴近孔子思想。其实这个问题孟子也曾经遇到过，但他就不是这个意见。当时有人给孟子出难题，问他："如果是舜当天子，皋陶当法官，而舜的爸爸犯了罪，这时候该怎么办？"